洛川会议召开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民族生死存亡难料的紧要关头,所以这次会议带着特定的历史任务,这也决定了它必然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那么,关于洛川会议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共产党的高级别会议为何选在洛川?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已经进驻了延安,为什么要将会议选在洛川召开?原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王华说:“这是由当时抗战形势和客观条件所决定的。8月20日,国共二次合作基本达成协议。此时大片国土沦丧,抗日形势危急,动员全民族迅速投入抗战已刻不容缓。但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分散在各地。而洛川正好处于延安与关中的中间地段,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适中。为了便于领导及红军将领参加会议,中央最后决定将会址放在洛川。”
洛川时为“白区”,开会是否安全?
这么高级别的会议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洛川召开是否安全?王华分析称,一是西安事变爆发后,驻守洛川的东北军已经撤回到西安周边地区进行布防,洛川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内。二是保卫工作周密到位。根据资料介绍,当时开会时,洛川周围都部署了大量的部队,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又电告中央各军团抽调主力部队,由陈光和罗荣桓带领进入白水、黄龙一带,防止国民党中央军从渭南突入洛川。
“洛川群众基础好,有着丰富的斗敌经验。”王华说,因为当时以介子河为界,介子河以南为白区,以北为红区,洛川人民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斗争形势,总结出来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比如,有人问“你到亚达去”,洛川人会说,“我到乃达起,你弄啥(色)起,不弄啥(色)去。”据称,“到乃达起”指代去红区。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内,有一个重达3吨的铁碌碡,它是洛川会议前张学良到洛川的重要见证。当时,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负责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联络以及白区秘密交通工作。1936年3月,他同张学良举行了关于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的洛川会谈。会谈前,为了便于让张学良自驾飞机到洛川会谈,东北军在洛川县城东郊的安民村修建了临时停机场,而这个铁碌碡就是压跑道时使用的,目前为国家三级文物。
张学良是1936年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的,4日亲自驾飞机抵洛川和李克农进行“洛川会谈”。双方还商定:由张学良在里面劝,红军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这次会谈,就成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契机。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战士不愿换军服
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决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5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但在随后的改编中,并不顺利。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红军召开改编大会时,正下着大雨,许多红军将领和战士,情绪都非常激动,很多人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因为国共十年内战,国民党杀害了无数的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他们想不通,也不愿意换军装。
为了民族大义、稳定士兵情绪,
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大雨中,流着热泪向战士做解释和说服工作,并在下达换装命令后,率先脱掉了红军服,换上了八路军军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