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非我族类 2018-02-26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这一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作用。
宋庆龄同志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她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竭诚支持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并以其崇高的声望和所处的特殊地位，殚精竭力地奔走呼号，作出杰出的独特贡献。这是她为新中国奋斗所谱写的光辉篇章之一。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战士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使我东北大片国土沦丧，１９３５年前后的“华北事变”继使北方各省实际沦亡。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之秋。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目睹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忧心如焚。她痛心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残杀，“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因此，她于１９３４年４月领衔与何香凝等１，７００余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党的《八一宣言》刚发表，她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热诚拥护。
１９３５年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入侵，加剧了英美和蒋介石同日本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英美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１９３６年５月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回师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把蒋介石也放在联合抗日之列。这一通电成为我党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策略的开始。同年９月，中央书记处发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对国民党要“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当时宋庆龄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和逼蒋抗日的斗争。她是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当局威胁要解散救国会，１１月２２日又逮捕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宋庆龄十分气愤，立即以该会执行委员名义发出《为沈钧儒等人被捕而发表的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并指出这种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这种手段“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和爱国的义愤”。不久，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她同何香凝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亲自带领救国会领导成员十余人到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要求与“七君子”同服救国罪。这一大义凛然的斗争，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以重大的打击，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毛泽东于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亲函宋庆龄，对她的革命救国言行表示无限敬意，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展开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月２２日，毛泽东又致书蔡元培，并要他代向宋庆龄等七十余人致意，要求他们痛斥南京当局的亡国方针，实行真正的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同年１２月１２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亲日派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如亲日派的阴谋得逞，必将使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削弱全国抗日力量，造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顺利条件。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谈判。宋庆龄也以团结抗日的利益为重，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顾个人安危，准备亲飞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而未成行。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经过我党代表和张、杨一起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于２４日终于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蒋介石允诺返抵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至于应该如何进行，他们明确提出将要“与孙夫人商办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
事变结束后，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实现团结抗日的大计，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于２月１０日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五项要求，和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项保证。这就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时，宋庆龄为了团结抗日，出席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在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这一演说是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的说明。她指出：“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完整。”并大声疾呼：“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又说：“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宋庆龄等人的积极努力，迫使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以与共产党合作。至此，国内和平局面初步打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实现。
１９３７年２至６月间，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该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在此期间，宋庆龄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写出《儒教与现代中国》等文，从理论上阐发国共合作的道理。文中大力宣传孙中山阐述的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观点，尤其着重指出：“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所以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它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她还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等，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希望两党的再次合作能够尽快正式建立。
由于“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又由于中共谈判代表的积极斗争，加上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和督促，国民党终于在９月２２日由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兴奋得热泪盈眶，立即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表达了她由衷的高兴和愿望。文中指出：“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相信“我们的团结一定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克服一切的阻碍。”她再次阐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担任的国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假如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工农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铲除净尽，帝国主义也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她殷切期望“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１１月，她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要求国共两党“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竭力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以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同投降卖国和分裂作斗争的无畏勇士
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为这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每一步进展兴高采烈，而对破坏国共再次合作的言行则疾恶如仇。每当关键时刻她都挺身而出，同亲日派、顽固派的投降卖国和分裂活动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西安事变后检验蒋介石对其在事变中的承诺，是否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改弦更张，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关键性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亲日派汪精卫等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与以宋庆龄和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相对抗。宋庆龄对汪案给予坚决回击。她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责问他们：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并果断地说：“内战必须不再发生”。经过激烈斗争，迫使国民党开始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全会通过了一项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
只有坚持抗战的国策，方谈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批判亡国论、失败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是促成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一个必要条件。芦沟桥事变后，亲日派仍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某些国民党政客则坚持妥协退让，放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投降派的政治烟幕弹。蒋介石这时对抗战依然非常动摇。亡国论和失败主义的空气一时甚嚣尘上。他们思想上的共同点就是畏敌如虎，患了“恐日”病。１９３７年２月，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曾严厉批判过“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的“恐日”病。８月，她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引用大量确凿的材料，分析了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它“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并与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和“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进行对比，深刻地指出：“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并必然要失败的精辟论断，对“恐日”病者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当局仍顽固地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一党专政，实行不要民众起来的片面抗战路线。而不发动民众起来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不实行民主，要彻底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所以，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主、坚持独裁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是促成真正的国共合作和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一环。宋庆龄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全面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概念，指出：“‘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说各个属于它的党派不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党一派独裁。”她指出：缺乏民主“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宋庆龄用实际行动拥护并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的方针，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宋庆龄还揭露国民党搞磨擦、搞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阴谋活动。她指出，不必要的磨擦和猜忌，仍是团结的主要障碍；并一再告诫全国人民要对这种抵消抗战力量，破坏民族团结的“磨擦”，提高警惕。及至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她立即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呼吁全国人民警惕卖国贼的阴谋诡计，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这些，充分表现了宋庆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
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亲密朋友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力量的壮大，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基础。不管是在革命危急的关头，风雨飘摇的岁月，还是在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都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在政治上支持中国共产党，在物质上支援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
早在首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人就结下了亲密的战斗情谊。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她坚决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１９２７年８月，她在赴莫斯科前发表的声明中，发出了正义的呼声：“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在乌云翻滚、天昏地暗的年代，她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１９３６年，她在接见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时说：你初次来中国，“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同年，经过她的安排，促成了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访问归来，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向中外人民介绍了红区的真实情况，使那些对共产党和红区的污蔑和谣言，不攻自破。
在促成国共再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正义凛然地驳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错误作法。她曾明确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中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竟“包括共产党停止宣传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之类的无理要求”，进而质问说：“可是，宣传和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它怎么能放弃这些呢？”
宋庆龄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她说：“经过十年内战，国内许多地方遭到摧残，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并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力量，指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１９３８年６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杂志，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她公开宣布：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到的钱物等，支援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她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款项、药品、医药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日的战斗。同时，还介绍和协助白求恩大夫等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济工作。她对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十分关切，在接待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所派的专使，获悉事变真相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决心后，十分欣慰，立即又筹集了一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给新四军。
综上所述，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作出了杰出的独特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她讲团结、顾大局，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政治情操；明爱憎、辨是非，坚决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革命精神，均可称为革命者的楷模，值得人们敬佩和学习。
宋庆龄生前热切盼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使她引为遗憾的是，她所关切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尚未实现，台湾尚未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今天，我们在纪念宋庆龄诞辰九十周年时，应该学习她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政治情操，学习她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尚明轩 刘家泉 《人民日报》 198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