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中日双方长期以来各执一词,真相由此也变得扑朔迷离,直到一本当事人的日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事件的真相才得以被揭开。这本日记的所有者大山勇夫当时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所以他的日记也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一本当事人的日记,揭开了日本海军制造“大山事件”(中国称为“虹桥机场事件”)、挑起“八一三”事变的真相。
“仿佛穿越一个星空隧道,回到当时发生这一切的时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筹)会长王选说。
1937年8月8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剪下一绺头发,与贴身保存的母亲缝制的“千人针”一起,夹在那一天的日记里,随后命卫兵烧去无用的书籍和文件。
次日一早,大山以冷水斋戒沐浴,傍晚身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军服前往虹桥机场……后来发生的“大山事件”,被认为是“八一三”
淞沪会战的导火线。
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日本学术刊物《年报日本现代史》(2012年第17号)上,发表论文《大山事件的真相》。在此之前,国内外学术界虽然认为“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主动挑起,但始终未寻到有力的书面证据。
口述的历史
论文以当事人大山勇夫的日记与口述历史相互印证,细述事件前一天大山勇夫的种种异常举动,指出确是日本海军有意策划这一事件,挑起淞沪会战。
作者笠原十九司,1944年出生,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日本左翼研究者,著有《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等。
论文先引用了一段口述历史。日本和平组织成员长谷川提到个名叫武藤彻的人。
此人1925年5月出生于日本神户,1945年5月在东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和他的同学一起到了长野县,给军队做暗号解读工作,直至8月15日日本投降。武藤彻记得,6月的一天上午,干完活吃饭时,参谋本部二部三课的釜贺一夫少佐来了,他也是做暗号解读的,会俄语。釜贺一夫讲起了“大山事件”,他说“上级对大山勇夫说,你去为国家而死,你的家属国家会照顾”,而且大山勇夫“出门的时候没带武器”,是有意不带,以避免被中国军队指责攻击。中国虹桥机场的防卫线有三道,大山勇夫冲过第一、二道,在第三道防线被射杀了。
武藤彻说,当时中国军队开枪射击的不法行为和大山中尉的牺牲是被传为美谈的,但一听釜贺这样的说法,心中不免一惊,心想“这么大的事情,这不是海军陆战队的阴谋吗”。武藤彻是基督徒,没有一般日本人相信的天皇崇拜,也不相信那些对日本战争的赞美,所以一直没有忘记釜贺一夫的这番话。
笠原十九司得知这个事情后,十分震惊,但他认为自己要写的是历史书,而不是“历史小说”,仅凭口述还不够,必须有书面内容作证。于是,他想办法找到了《大山勇夫日记》。
最后的日记
按照论文附注,这本日记的编写方是“大山日记刊行委员会”,1983年出版,非卖品,日记全称《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殉职海军大尉 大山勇夫的日记》。
大山勇夫是日本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第一派遣队长(第一中队长)。在“大山事件”前一天,1937年8月8日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今天大队长来视察准备的情况”。在大山勇夫死后,他的日记交给大哥大山半平,所以书页中有大山半平注的附记—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夹有勇夫的头发和母亲送给他的千人针,以及一张中央写有一个大大的“断”字的明信片。
“千人针”,是日本女性在家中士兵临行时献上的礼品。他的头发和千人针都用纸包起,上面写着“告诉家人,我是尽忠义去了”。
明信片的正面印着“上海丸”照片,背面最醒目的是正中间大山勇夫所写的一个“断”字,下面还有一些“自诫”文字,包括在战场上不得有丝毫纰漏;丢弃一切杂念,密切注视敌方;绝不能想关于女性的事情;士魂;整个身体要处于很好的状态中,要想到任务的重大,任务就是力量等,落款是9日。
笠原十九司认为,虽然日记通篇没有一个“死”字,但遗发、千人针和大大“断”字却表明了他死的决心,“断”意为“下了很大断念”,像是接到了上面的口头密令。大山勇夫这本日记里,还收录了他的护卫兵和下属的一些回忆文字。
他的护卫兵宫崎政夫说,8月8日晚饭后,中队长让我整理书籍,说“不需要的书可以烧了”,所以那天傍晚,大山勇夫就开始烧书,并且换了干净的内衣裤。
笠原十九司分析,“这样做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去死的人一样”。
部下的记忆
8月9日,即大山勇夫闯虹桥机场当天,他的举动同样让部下费解。
一个叫池田忠太郎的小队长回忆,8月9日,大山勇夫的行动有些奇怪,早晨起床后,他斋戒沐浴,用冷水将身体洗净—这是武士道即将赴死的规矩。
他召集中队全体训话,让大家把眼睛闭上1分钟,说“今天就是战死了,心里也很纯净,对故乡也没有任何遗念,如果是这样想的,就把手举起来”。池田说:“所有人精神都很振奋,把手举得高高的,中队长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好像充满感激,我们在那一瞬间都感受到他眼中传递出的热情,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更加觉得要以死报国。”
大山勇夫随后说:“我非常感谢各位,这才是真正的奉公。”笠原十九司认为,他这番话也表示他知道即将去死。
日记中,大山勇夫的另一名部下村田廉平写道,8月9日晚饭后,大山的着装和平时不一样。当时到租界外穿的都是便服,尽量不让人看出来是军人,但那天他却穿着军装,佩戴军刀,很正式,只带着驾驶员斋藤与藏一人出去了。“按规矩,外出要通报说上哪里去了,那一天他什么也没说,我还以为他这样穿肯定是到军部去,就没有多问,后来他的护卫兵宫崎说他到租界外视察去了,我想他穿着军服出日租界,那好危险。”
大山勇夫的日记里有张穿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军服的照片,戴军帽和白手套,穿长靴。8月9日那天他的着装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带枪?
身着军装巡察是个重要的疑点。
日记中有一段斋藤与藏对同年8月2日一次视察的记录,他写道:“8月2日傍晚,中队长带着两名下士军官和我,开车出去视察,没有带枪。我们一直到了阵地最前沿,看到中国军队的阵地真是不得了,地上布满让人无法通行的工事和铁丝网,战壕迂回每个阵地都有两个哨兵在站岗,道路旁的学校、庙宇里驻扎着数以万计的保安队。我们开车逐个去看,觉得中国哨兵有点无精打采,不是十分戒备。到一个中国阵地前方去看时,一个哨兵朝我们开枪了,中队长下了车,拿着他带着的日本军刀喊着走过去,这个哨兵就逃走了。我们再开着车要出阵地时,他们真的对我们开了枪,我们开始还以为是空枪,后来发现是实弹。真是很运气,没有被打中。”
笠原分析,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中日双方军队均严阵以待,战争一触即发。大山勇夫海军中队长的身份,不可能不清楚穿着军服闯中国军事要地虹桥机场防线的后果,在战争中机场是高度机密的场所,无端入侵当然要被射杀,所以他这样的举动只可能是挑衅。
另外,他身上到底带没带枪?
日记中,大山勇夫部下的回忆是“出门时,身上未携带枪支”,和釜贺一夫的回忆相同。但这与当时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的报告相反。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日本军人开着车越过我们的警戒线,直奔机场方向。我们命令他停止,但对方无视我方的命令,还向守备兵开枪。中国守军开始没有反击,但这辆车进入了碑坊路,那里的保安队听到枪声,就把枪口调转过去,日本军官再次射击时,保安队就开始反击了。四次枪声之后,这辆车的前轮就陷入路边的侧槽里,车里一个军官下车逃进田野时被击毙,另一个人也在车外被打死。在他们身上搜出两张名片,是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我方一名士兵被打死。”
笠原十九司分析,这也许是中国当局报告顾虑向非武装人员开枪,所以写成开枪强行进入。中国士兵也有可能是被保安队流弹误杀。
厚赏为佐证
根据大山勇夫日记里他的年谱,他死后即获得以下奖赏:
1937年8月9日当天,日本内阁即追认他为海军大尉,宫内省(天皇)授予他正七位勋章,海军省奖励职务勉励245日元,天皇和皇后赏赐祭祀费用20日元,死亡恤金706日元,埋葬金67.5日元。
1937年12月1日,厚生省给他们每年1980日元的抚养费。
1937年论功行赏,又发给国债两次,分别为1000日元和200日元,5年后终止。
笠原指出,这样的奖赏在当时非常高,1941年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才50-60日元,这样看来确如口述历史中釜贺一夫说的“你的家属国家会照顾”。
1937年8月29日,大山勇夫的葬礼在他的家乡福冈举行,他的碑文是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期写的,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你的死不是徒然的,促进了帝国的崛起,成为惩戒中国暴力起端的功劳。为了这个功劳,奖励给你六等勋章”
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有一个在沪战死军人合葬仪式。日本海军大臣以军令部部长的名义,前往吊唁,高级将领也去吊唁。他后来作为日本海军七勇士中的一个人,在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有他的胸像。笠原说,这都是极为破格的待遇。甚至大山勇夫的哥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都写道,对一个没有什么军功的人,大家都这么同情他,他非常感激。
笠原说,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第二中队长是大山勇夫在海军学校同年的同学,也是中尉,他在8月15日的战斗中,带着人冲锋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战死了。这样说来,他的军功要更大一些,却没有得到任何表彰,相比之下,海军对大山勇夫这样的待遇,让人浮想联翩。
根据大山勇夫的日记,他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忠勇至诚型的军人,26岁,未婚。笠原十九司判断,这也是他被选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