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简史 中央特科的三个时期
非我族类 2018-02-09
综观特科从创建到结束的整个历史，可清楚地看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由于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行动，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央特科的全部历史，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立至1931年4月中央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是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取得卓越功绩的阶段。
由于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奠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解惑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即使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而做到先发制人。“对一些具体情况，以往颇有介绍，兹不冗述。
要指出的是，这时正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盛行。在盲动、冒险思想指导下，先后有11各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而处于险恶环境中心的党中央机关不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还在上海发展了秘密联络机关十余处，并成功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其他国统区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及1934年后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的情况相对比，更可看出周恩来及他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保护和巩固挡住之的卓越功绩，看出他们在中共情报史上写下了何等辉煌的一章！这些，正如台湾人士后来所哀叹的：”1928年至1931年国共双方在上海的地下情报战争，国民党在表面战果辉煌，专书成册，升级上受制于中共潜伏在它心脏中的反间谍……徒呼奈何，岂不伤哉！“
第二时期：从1934年5月至1932年底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这是中央特科整顿组织，重建对敌情报关系的阶段。
顾顺章被捕叛变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一次重大挫折。顾在被捕前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央所有领导二年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代表特委对滚顺章叛变一事作检讨，并规定了今后特委组织、工作方针和纪律。之后，周恩来具体知道、妥善处理了顾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特科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调整干部，整顿组织。顾案后，特科三年来历尽艰辛打入敌人内部的大部分特工人员被迫停止活动，有的甚至在上海已无法安身。如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继转到苏区，特二科科长陈赓赴津、特四科科长李强赴俄。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派陈云、康生、潘汉年重组中央特科领导机构：由陈云任总负责人，兼任一科科长；康生任三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科长。原特四科的工作（通讯）在1932年后交给了我中央。在安排好有关工作后，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重组班子是特科得以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措施。在其后两年时间内，特科除调集未暴露的干部、选拔优秀党员参加特科工作，还调整了顾顺章具体领导特科时，热衷在上海帮派内挑选关系，导致一些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人进入特科的组织方针，广泛联系和聚集了一批不同社会阶层的有用人才，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织就中央特科组织网络。
2、改改善工作方法。为吸取顾案的严酷教训，中央特科在以往秘密工作方法基础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如规定所有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住址都设警号；办公地点及住家严格限制往来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不时更换；通电话要用化名、暗号，电话内容只限联络、报警、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等等。对这种行之有效的使国名党感到”耳目失明“的变化，一个当年的特务首脑在他的匿名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我们只知道共党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了。”
另外，特科进一步运用了“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这一原则。如1932年3月4日，特科利用在《申报》上公开刊登“紧要启示”的方法，有利回击了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伍豪启事”。同时，特科规定了在不破坏组织的前提下可以“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得情报来源，或伺机潜逃，从而保护了干部，缩小了打击面。
3、重建情报关系网。鉴于再派遣自己同志打入敌心脏非一日之功，同时针对国民党特务CC派在中共地下组织埋伏卧底内线的威胁，特科以反间计对付啊反间计，在情报科科长潘汉年主持下，首先在敌对营垒物色合适的策反对象，在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社会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埋伏了自己的耳目，这样就能掌握到叛徒秘密自首、等级的情况，对特科准确地惩治叛徒起到很大作用。如及时获取了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叛变后对中央机密及特科改组情况的全部供词并送呈中央，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大破坏阴谋。
除此之外，中央特科在这一时期还逐步探索和开拓了一条情报工作新思路，这就是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交朋友，以此获得内幕消息和情报来源。这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一般性情报工作网点的做法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做哟偶那个。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于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个中共情工战线的独特方式。
这一时期，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和潘汉年等同志协助下，在加强政治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重建反间关系方面受到明显效果，仍保持了中央特科作为“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的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从1933年初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这是在“左”倾思想和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央特科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迫结束的阶段。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白区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临时中央无法再伤害立足，被迫于1933年1月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央特科进入了后期阶段。
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同时，由于陈云1933年1月17日陪同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前往苏区，康生、潘汉年相继于1933年7月调离特科赴莫斯科和中央苏区工作，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即吴福进）、欧阳忻（即欧阳新）、刘子华（即刘仲华）相继主持。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不少人投敌叛变。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党组织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中央特科后期工作效果与以前相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隐蔽工作中的充分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上海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将皇失措，一反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既定原则，决定以牙还牙，用“红队”镇压国民党的公开特务。从1933年4月至8月，在市区、火车站、旅馆等公开场所连续行动4此，至1934年，总计一年中行动7此，并3此制裁所谓内奸。这种从“防御”变为“出击”的指导思想及把“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变为单纯公开行动的结果，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地、一再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致使两批“红队”战士被捕，整个“红队”被打垮。这种由盲动导致失败的事实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实践的是上海党组织，也是中央特科被最终搞垮的主要原因。这正如周恩来所说：情报工作是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路线。
2、国民党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破坏首发。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于1933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行动区”，除加强公开镇压外，还是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以达到架空、瓦解中共的目的。原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总结可作反面参考：“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各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而且，这是敌人又实行了先捕人好再办手续，甚至直接绑架、突击的方法，这样，虽然特科在租界捕房还安插了一些警报关系，党警报根本来不及发出有时即发出也不起作用。
3、放弃了反间工作。1933年初，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向上海中央局要军政情报，潘汉年曾抽调中央特科干部搜集。但是，此后在国民党疯狂的追杀搜捕下，党史的特科负责人，原做兵运工作的武和景及原军委系统的刘子华仍错误地把主要力量放在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上。他们未认真研究敌人方式方法的变化和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及教训，没有认识到要在敌人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下继续生存，除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斗争侧罗和巧妙地社会掩护外，必须加强反间工作。由于忽略政治情报侦察工作，致使耳目不灵，在敌人利用内奸特务里应外合进攻时，只好被动挨打。
正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和特科领导“左”倾的、错误的认识及策略，导致了特科后期在保卫党的工作上陷于失败。
关键词: 中央特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