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务科：中央特科第一科的成员和主要工作
非我族类 2018-02-09
中央特科的第一科，简称“特一科”，为总务科，主管中共中央机关事务及中央财务等工作。科长先后为洪扬生（后被捕叛变）、欧阳钦等人。其成员有王竹友、范梦菊、熊瑾玎、朱端綬等人。该科的主要工作是5项。
“特一科”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设立机关。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多设在上海的沪中区（公共租界一带），中共江俗省委各机关多设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多设在法南区（法租界、南市地区）。“特一科”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地区，或开设各种店铺，或租赁花园洋房，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
例如，
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三马路）447号“生黎医院”的楼上、天蟾舞台的隔壁，开设的“福兴字庄”木器行，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生意与木器生意，由周恩来于1928年11月间安排熊瑾玎、朱端綬夫妇当老板与老板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与办公的秘密机关。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召开。
离“福兴字庄”木器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三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曾在这里同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领导人谈过话。
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由柯达文（柯麟化名）、贺雨生（贺诚化名）主持，为中共中央的一所掩护机关和秘密开会地点。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曾多次在这里开会。
在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上海爱文义路一条弄堂里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由洪扬生化装成大富商租住，实际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接头开会之处。
在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开设的三民照相馆，由范梦菊任经理，为中共代购与储藏武器、传递密件。
“特一科”另外还开设了诸如钱庄、酒店、印刷厂、丝绸厂、古玩店、电器行、布店、通讯社或代办所等等，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使用。
“特一科”的第二项主要工作是布置会场。每当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各科会议时，“特一科”就预先布置好各种安全隐蔽的会议场所。
例如，在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历时数天，与会者数十人，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特一科”将会场设在英租界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中。会议期间，特科人员全体出动，化装成各式各样的身份，在会场附近活动，担任警戒、瞭望、保卫与交通等各项任务。
再如，在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历时一天，直到深夜结束。“特一科”将会场布置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戒备森严，始终未出差错。
特别是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简称“苏准会”），因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规模较大，会议的组织与保卫工作更加艰难。“特一科”就预先准备了二处会议场所，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随时转移。其中主会场设在英租界特地租来的一幢四层楼房里，“特一科”人员先在这里假装开设了一座医院，一楼充门房账房，二、三楼充病房，四楼为会议室。各苏区代表抵沪后，先分别住进各家旅馆，然后以“病人”身份到该医院治病住院，集中开会。代表们进入会场后就不得外出，就地寝食，一切事情都由“特一科”负责解决。这样数百人的大会在敌人眼皮底下开了几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既安全又保密，未出任何事故。
“特一科”的第三项主要工作是营救被捕的重要领导同志。当时对被捕的一般中共人员的营救工作，多交公开机关“上海济难会”办理；若重要领导人员被捕，中共中央就交由“特一科”办理。
“特一科”曾利用所开各店铺的合法身份，或聘请律师，或寻找内线，托人说情，设法买通等，将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许多领导同志营救出狱。
“特一科”的第四项主要工作是保存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保守党的机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文件存放库（党内亦称“中央文库”），历经“白色恐怖”下漫漫长夜。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受命负责保存中央文库、整理党中央机密文件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和夫人韩慧英一起，以经营湘绣店为掩护，白天扮成商人谈生意，夜晚整理文件档案。在革命低潮时期，为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他们用自己做小生意赚来的钱，多次搬迁住所、转移文库，一次又一次地排除险情，保证了党的机密文件的安全，使之安然无恙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成为中央档案馆的永久珍藏。
“特一科”的第五项主要工作是筹措经费与保管经费。“特一科”曾将各苏区转移到上海的黄金与银元，以及苏俄与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等，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中共中央以这些经费支付在上海各机关与人员的日常开销与各种活动经费，如营救被捕同志，印刷革命书报，来往国内外各地的旅费等，以及支援各苏区购买武器弹药等需要。
关键词: 中央特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