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成立及演变 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
非我族类 2018-02-05
各界人士期盼已久的《国家情报法》，最近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布了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有望年内或明年初正式通过。今年又是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重要年份，民间和官方都在筹备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在这个时候，回顾我党情报工作的历史，特别是中央特科的丰功伟绩，就不仅仅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更重要是将不断给予今天和今后我国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以重要启迪。
一、党成立初期的报警性情报活动
党在成立初期，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主要在租界内开展活动，但却不断遭受租界当局的骚扰和破坏。1924年国共合作后，党又遭受统一战线内部反共势力的不断进逼。连续遭受挫折和损失后，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主动采取一些报警性的防范措施，开始了最初的保卫性情报活动。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当时的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在租界巡捕房和北洋政府官员中建立人脉关系，掌握租界当局及北洋军阀的动向；二是党的领导人利用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通过公开途径掌握国民党反共派的动向。但总体上看，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党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工作，最初的一些报警活动主要是由党的个别领导个人进行的，所掌握的情报信息多是碎片化的，可靠程度难以把握；党中央对所掌握情况也往往重视不够，有些情报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党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结果遭受了严重损失。对此，周恩来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党之所以损失得如此惨、如此快，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但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等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
“四一二”政变后，党中央由上海转移到武汉，继续在尚未公开反共的武汉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区开展工作，但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共势力也不断增长，新的反共政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周恩来对此深感担忧。1927年5月担任党的中央军事部长、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央军事部之下成立了内设机构“特务工作处”，开展保卫性情报工作，在外国驻汉口领馆及北洋官员中发展了一些情报关系，并建立了一条从汉口到上海的重要秘密交通线。但特务工作处的情报工作还没来得及全面铺开，汪精卫就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党中央又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特务工作处的大部分人员也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保卫党中央的工作。1927年8月起，特务工作处实际上就不再存在。
二、中央特科的成立及演变
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底，是党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为保卫党中央和白区地下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培养锻炼了大批先驱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以情报与反间谍为主的隐蔽战线工作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借鉴作用。
“七一五”政变后，转移到上海的党中央仍然处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员及机构不断遭受严重损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中央终于认识到了保卫性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9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搜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态，向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镇压叛徒、特务，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据此，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原特务工作处和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工人纠察队的保卫工作干部基础上，成立了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1928年下半年，中央特科的内设机构陆续成立完毕，共有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其中，总务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事务，包括建立秘密工作机关，布置会议场所，营救被捕同志及处理善后事宜，筹集活动经费等。情报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向。行动科（即“红队”）的主要任务是惩罚叛徒特务，协助其他科从事保卫、营救等方面的工作。交通科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各苏区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报联系。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党中央对特科的工作愈加重视。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主管特科的工作，特科的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特别是“红队”遭受严重损失。党中央不得不对白区工作进行重大调整，停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将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机关和人员全部转移，并对白区工作机构及人员进行了重新部署。据此，中央特科开展了重建工作。一方面，调整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将陈云、康生、潘汉年等补充到中央特科领导岗位，并选调政治可靠、掩护条件好的同志充实到特科工作。一方面，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密防范措施，如对所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住址都设立报警标志，并严格限制相互间的交叉往来；工作人员使用化名，工作关系使用代号；加强职业化、社会化掩护工作等。采取上述措施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
1933年1月起，上海临时中央迁入苏区，陈云、康生、潘汉年等相继调离特科，特科领导层又进行了多次调整。期间，因左倾盲动错误及国民党加强镇压，党在白区的力量连续遭受重大损失，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1935年9月，根据中央关于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中央特科人员分散转移到国内的几个主要城市，中央特科不再存在。
三、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
中央特科成立后，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出于保卫党中央的紧迫需要，立即开展了以保卫性情报工作为主的情报工作。1933年以后，因党中央已迁往苏区、特科的保卫工作任务明显减轻，加上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不断加强，苏区急需特科的军政情报配合，因此，特科也开展了一定的军政情报工作。总体上看，中央特科的情报保卫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保卫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的白区工作需要依托一些合法掩护的机构进行，因此，建立并保护党的秘密机关是中央特科的最重要工作。中央特科以上海沪西区为中心，以医院、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学校等各种形式为掩护，建立了大批的秘密工作机关。同时，中央特科还出色完成了在白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等全国性会议的保卫工作。尽管国民党特务已事先掌握了党将要在白区召开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但由于中央特科的保护措施严密，国民党发现不了任何踪迹，因而无从下手。
第二，建立无线电通讯。为方便中央领导对全国各地工作的指挥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特科十分重视无线电通讯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对无线电的严格控制，中央特科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培养自己的无线电人员，一方面自己试制电台并于1929年10月试制成功。1929年11月，党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1930年初，又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电台。当时电台使用的是自己编制的两种密码，其中一种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名为“豪码”，始终未被敌人破译。1931年起，中央特科还先后多次派人到苏区，帮助红军建立了无线电通讯。1931年9月，苏区实现了与上海电台的联系。从此，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并能将所掌握的情报及时发到各地，对于红军的作战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第三，建立秘密交通线。国民革命失败后，特别是在中央与苏区建立无线电联系之前，中央领导需要经常亲自往来于白区城市之间及苏区与白区之间指导工作。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交通线，就成为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重要环节。为此，党成立了中央交通局，负责秘密交通线工作。同时，中央特科也在建立秘密交通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许多条秘密的安全通道，如从武汉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都从这些秘密交通线往来过白区及苏区。
第四，营救被捕人员。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及其他进步人士，从“四一二”政变到党的“六大”之前，被杀害人士多达30万人，被投入监狱者达4600多人。因此，营救被捕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就成为中央特科的重要工作。营救方法大致分为四种：一是通过内线人员营救；二是收买警特及法院人员，争取提前释放或从轻判刑，这主要用于对已暴露人员的营救；三是通过律师进行辩护，这主要用于对未暴露人员的营救；四是在上述三种方式无效后，进行武装营救。通过这些方法，中央特科成功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
第五，以红色恐怖对付叛徒特务。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进行血腥屠杀的同时，实施自首政策，引诱了大批动摇分子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叛变，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有些叛徒甚至还继续潜伏在党内，成为威胁党中央安全的重大隐患。为了严罚叛徒，中央特科根据中央关于“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要“处以死刑”的指示，对这些叛徒进行了坚决制裁。当时，出卖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出卖澎湃等人的白鑫、准备出卖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的黄第洪，准备出卖中共秘密机关的戴冰石、出卖中共秘密文件的陈慰年、欺骗组织的斯励等都被红队除掉。同时，中央特科还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有力镇压，1932年，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两任总负责人刚到任，就都被除掉。
第六，布建秘密力量开展情报搜集。1927年底，党中央发布第25号中央通告，要求派遣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反动机关，开展侦察和破坏工作。据此指示，中央特科通过“打入”和“拉出”两种主要方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要害部门及租界巡捕房中布建了许多重要情报力量。通过这些情报力量，中央特科基本上全面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和租界巡捕房的动向，使得党中央多次化险为夷，避免了重大损失，也使得对叛徒特务的制裁能够迅速而又准确。1933年后，中央特科还在国民党南京、武汉行营，以及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中大力开展军事情报工作，也取得了不小成绩。
在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中，作用最大、最为重要的当属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1931年4月，他们及时掌握并将顾顺章叛变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使得党中央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鉴于在保卫党中央工作中所做出的特别突出贡献，该三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的“前三杰”。毛泽东也说过：“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事隔半个多世纪，原负责处理顾顺章案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蔡孟坚还扼腕叹息说：“顾顺章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四、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中央特科是党系统性地开展情报保卫工作的首次尝试。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在无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中央特科对情报保卫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既有重大成就，也有严重失误。这些，都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中央特科分散转移后，潜伏在各地的特科人员在新的形势下以统战工作为掩护继续开展新的情报工作，对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党在抗战时期的情报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些特科人员也成为抗战时期党的情报工作的重要领导骨干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吸取中央特科的经验教训并依托中央特科原有情报力量的基础上，党从指导思想、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以及具体方式方法等方面大力改进和加强隐蔽战线工作，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迅速地走向成熟。1941年9月，随着中央情报部的成立，党的保卫工作机构和情报工作机构有了明确的任务分工，情报工作重点实现了从保卫性情报工作为主到战略性军政情报工作为主的重大转变，情报工作机构的职责任务更加明确，情报的搜集、传递、分析、利用等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情报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更加丰富多样，情报工作的作用大大加强，为配合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为配合国民党友军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在抗战结束后夺取全国政权做了必要的隐蔽战线工作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重点又及时从国内情报转向对外情报，继续为保卫新兴的国家政权、保卫国家安全发挥着的保驾护航的作用。
隐蔽战线工作发展至今，工作任务、工作形式和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央特科时期所探索出的基本做法和所形成的工作规律仍然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央特科先烈们绝不叛党、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代的隐蔽战线干部，激励着情报与反间谍干警在隐蔽战线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甘于寂寞、勇于奉献，做新时期的无名英雄。
（此文主要内容发表于《国防参考》2017年第13期）
关键词: 中央特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