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在四一二政变中的作用 新桂系为何参与四一二政变

 

　　1921年两广战事爆发，桂军大败，时任北京政府广西边防军务督办的陆荣廷宣布下野，结束了广西自辛亥革命以来长达十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广西这片历来偏居贫瘠的土地上，开启了大批小军阀混战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势力逐渐由小变大、脱颖而出，这支势力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从首领到各层军官，大都是接受过军校教育的青年人，这在当时的时代就决定了这支势力与其他旧式军阀势力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崛起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遭遇过相当大的挫折，在弱小时不得不在其他大势力之间虚与委蛇，“但在20年代中期，有一群青年军官在广西掌握了权力，他们被称为桂系。”为了与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区分开来，人们习惯把李、黄、白这支重新统一广西的势力，称为新桂系。新桂系脱胎于旧桂系，与旧桂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桂系无论新旧，都属于地方军阀的性质，固定的地盘，私人的军队，团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新桂系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别的势力渗透、侵犯。

　　早在1923年，新桂系就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大元帅府有了紧密的联系。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相继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5年广西统一之后，新桂系首领开始着手两广统一的问题，同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的步伐开始加快，八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广东的军队编组为六个军，军政统一，“中央方面希望广西军队亦编入国民革命军建制。”在广西统一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从实力上来说，广西方面希望能编为两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七、第八军。但是广州方面只允许改编成一个军，即第七军，理由是广西方面的军队数量不能达到整个国民革命军四分之一的比例，另外，第八军的称号已经决定派给唐生智。作为补偿，广州方面承诺在财政上给予帮助。1926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委员会拟定《两广统一案》，宣告两广正式统一，任命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对于新桂系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由省级军阀，开始向全国进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桂系的势力范围，由镇南关扩张到了山海关。

　　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暂时整合了两党的力量，两党的力量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但后来双方矛盾也逐渐凸显。“1924年至1927年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合作、苏联的大力支持、两广的统一，这些条件的成熟，促使广州国民政府去完成孙中山一直未能完成的北伐夙愿。在北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对新桂系来说，参加北伐显然能够摆脱他们的地方身份，但是到最后他们的地方色彩更浓，控制的地盘更大。李宗仁担任第七军军长，率领桂军东征西讨，战功赫赫，为第七军赢得“钢军”的称号，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权。1927年，白崇禧又被任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掌握实权。而新桂系另一个首领黄绍竑则坐镇广西，保护着他们的根据地，不容许其他势力染指。在广州国民政府各大势力蓬勃发展的时候，同样的，内部的重重矛盾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表面上维持合作关系，暗地里势同水火。1926年底，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两湖地区置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就在这个时候热火朝天的大干起来了，然而工农运动的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工农运动的过火，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老祖父，被农会公审，李立三的父亲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处决，农民运动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连领导人的家属都不能幸免，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了。在新桂系的首领看来，工农运动自然会损害其利益，威胁其统治，早在1926年1月，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后被共产党吸收为党员的韦拔群，组织农民协会武装，攻占了广西东兰县，并成立革命委员会，“放走监犯，洗劫县署，惨杀地主，实行土地农有。”东兰农会的所做作为，在坐镇广西的黄绍竑看来，完全是在他的地盘上兴风作浪，必须当做暴动来派兵剿灭，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迅速派兵把东兰县城收复了，迫使农会转入山区。新桂系的头号领袖李宗仁的所见所闻，同样致使他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站在国名党右派一边。北伐之初，国共裂痕已经开始凸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不断向军队渗透，李宗仁对此早有戒心，当总政治部任命共产党员黄日葵为第七军政治部主任时，李宗仁巧妙的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前方由国名党员麦焕章任政治部主任，以防止共产党在第七军发展党组织。确保第七军在新桂系的绝对领导之下。1927年1月，李宗仁率军部迁往汉口，在他看来，“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农运动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负面影响，“市况萧条，百业倒闭，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农村的农民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至被枪杀。”北伐伊始，蒋介石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可见这些为所欲为的工农运动，是多么刺激当权者的神经，并引起高度戒备。1927年3月发生“南京事件”，第六军入驻南京时，有着北伐军军服的士兵袭击南京外侨，劫掠外国领事，并杀害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以及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引起南京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死伤大量平民。到底是哪方势力制造这一事件，迄今尚无定论，有说是穿北伐军军服的直鲁溃军，有说是流氓地痞勾结少数不守规矩的下层士兵，但李宗仁认定这一事件是共产党故意制造，“先发制人，阴谋借刀杀人”，理由是第六军的党代表正是共产党员林伯渠。3月22日，上海被白崇禧率军光复，28日当李宗仁到达上海与白会晤时，白告知李，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军心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连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都被共产党渗透，新桂系首领很难不认定其他几个军没有被渗透，甚至被共产党掌握，种种迹象迫使新桂系首领倒向国民党右派，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仇视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害怕由共产党领导的不断壮大的群众运动会严重地危害到他们的地位。

　　1927年3月24日，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湘军第六军、第二军，克复南京，但是随之而来的“南京事件”使得程潜在掌管南京时，需要面对列强的极大压力，驻守安庆的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顺势率军逼近南京，程潜部不得不退出南京。此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各大城市，都置于蒋系势力的控制之下，新桂系控制着核心城市，上海和南京。“驻守在上海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再加上第一师的干部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蒋介石采纳白崇禧的建议，“将第一师师长薛岳免职，第一师移防镇江，淞沪地区由忠于蒋介石的刘峙接防。”军事上部署完毕，国民党右派“清党”势在必行，接下来只要在政治上找到合法性依据，就要动手了。4月2日，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故居召开“清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古应芬、陈果夫等人，会议提出了一个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作为法律上的依据决定举行“清党”运动。本来会议完毕之时，就要开始“清党”，因为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日期延迟。4月6日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出公告：“从本日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逛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故意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 9日，蒋介石、李宗仁、黄绍竑赴南京，宣布上海戒严，委任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同日，蒋介石下令查封上海总政治部，指责政治部被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独占。此举当然是影射共产党把持了政治部。当时的上海，共产党拥有相当的势力，包括共产党组织的二十几万工人，七、八千纠察队，两万多支枪，苏俄的远东银行，以及共产党的机关。为了瓦解纠察队，白崇禧联合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利用帮会门徒伪装成纠察队，冲击纠察队驻址。12日凌晨4点，按照预期计划，帮会门徒开始冲击纠察队，白崇禧以上海戒严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指责纠察队内部发生械斗，为了维护治安，只能把解除纠察队武装。借此机会，戒严司令部以调节争端为名，收缴纠察队武器，在冲突中，纠察队死伤数百人，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遇难。1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与军队发生冲突，死伤工人百余，被捕百余，14日，白崇禧派兵查封总工会和工界联合会，至此，上海“清党”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广西、广东在4月12日，也开始“清党”，接下来，东南各省亦开始“清党”。1927年4月的这场的政治风暴，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里称为“清党”，而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管怎么称呼，这一事件，是国共两党兵戎相见的开端，标志着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走向失败。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新桂系的鼎力支持，蒋介石成功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一定难度，而新桂系之所以帮助蒋介石，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新桂系军阀是一个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军事集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大领袖同心合力，不甘居于人下，试图将势力向全国扩张，然而在扩张的过程中，共产领导的工农运动，威胁到了新桂系的统治，虽然他们与蒋介石之间也矛盾重重，但利益关系促使新桂系选择站在了蒋介石这一边，正如黄绍竑所说：“广西的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只因为有了党部、有国共合作才发生这么多的麻烦事情。蒋介石的反共正中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反共，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另一个人反共，我也会跟他走，甚至自己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