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的指使者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非我族类 2018-02-01
其一、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上看，蒋介石无法指使“马日事变”。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其反革命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一九二七年，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分子，终于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地背叛了革命。为了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建立一个不受武汉汪精卫政权所控制的自己的政权，这当然就直接地威胁到汪精卫集团的利益。于是，汪、蒋之间
本来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形势就使矛盾更加十分地尖锐起来。为了反对蒋介石的这一敛法，国民政府首都“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四月十八日，蒋介石不顾武汉国民政府的极力反对，终于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在中国南方就出现了两个营垒，一个是以武汉政府为中心的营垒，政权为汪精卫所控制。一个是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营垒，政权为蒋介石所控制。其双方都各有自己的军队。这在当时是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武汉政府控制下的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许克祥是武汉政府所属何键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在马日事变的一夜间，长沙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余人残遭杀害，四十余人被逮捕，长沙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马日事变是一次疯狂地反共和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变。马日事变是武汉、南京双方矛盾处在极其僵局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蒋介石，怎么有可能在南京去指使汪精卫所控制下的湖南军队发动事变。假设蒋介石是有指使许克祥发动事变一事，在这种僵局的形势下，许克样也不会轻易地听从蒋的指使，毕竞他只是一个小团长。笔者认为，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必要对这样一个势力单薄的团长实行直接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讲，当时，蒋介石指使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军队当然必须有军官听从他的指使才行去反对汪精卫，则更有现实的意义。马日事变没有任何反对汪精卫政府的迹象，就是说马日事变不对汪精卫政府产生任何压力，那么蒋介石的指使又有何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蒋介石，或是汪精卫，尽管存在着权力上的激烈争斗，但在对待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这一问题上，其反动观点则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罢了。因此，不能因为这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地叛变了革命，而汪精卫反革命嘴脸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他就不会干出反共反人民的事情。并肉此而得出结论，虽是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军官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事变，便不会是汪精卫为首的一伙人所指使。那么，指使者就必定是已经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了。笔者认为，从汪精卫集团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来看，“马日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开始。
其二、从“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在对待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的态度上看，“马日事变”确为汪精卫一伙指使。
“马日事变”发生以后，经苏联顾问鲍罗庭的提议，武汉政府于五月二十五日派出了一个由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庭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湖南查办此事。但因代表团只到达岳州时，就受到了许克祥的恐吓而退回武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克祥当时只仅仅是一名团长，他的这一如此举动，若没有得到武汉国民政府中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也不敢如此之猖狂。
在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下，武汉政府迫于奥论，六月下旬，又委派唐生智回湖南全权处理此次事变。但是“唐回湘后，一面肆意攻击农民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一面为许克祥辩解，说他的叛变是‘激于义愤，的‘自卫之谋，，要求‘从轻，处分。”这样，唐生智对“马日事变”的处理，不但不能控制反动势力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而且起到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事实说明，庸生智这种带有倾向的去处理事变的作法，只不过是为了欺人耳目罢了。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证明，“马日’事变”以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则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动起来，“他们公开责骂湖南农民武装反抗许克祥叛变的办法是‘幼稚举动，，发表镇压工农运动的训令。六月五日，汪精卫等竟诬蔑共产国际为挽救革命危机的五月指示为‘被坏国民党的阴谋夕，并解除了国民政府中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庭的顾问合同。六月六日，武汉政府所辖的江西，也发生反动军阀朱培德的叛变……。”
种种事实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已作好了叛变革命的准备，“马日事变”只不过是他叛变革命的信号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既然马日事变不会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人所指使的话，那为什么受武汉政府委派，去处理“马日事变”的唐生智，却要极力地去为许克样辩解，并在“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又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做法呢这些事实不是再一次证明，马日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中的一伙人所指使吗？
其三、“马日事变，是武汉汪精卫政府反共方针的必然产物。
汪精卫集团中的一些人，当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前后后，虽然进行了一些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并提出了一些蛊惑人心的革命口号，但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骗得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然而，这些革命的词句，对于其假象的掩盖则是不能长久的。为了达到彻底的反共之目的，汪精卫集团在马日事变后，便开始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妥协。经过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的郑州会议和六月十九日的徐州会议后，汪蒋双方在一致反共前提下，矛盾得到了缓解。事实说明，汪、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是暂时的，而其反共的目标则是持久一致的。从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的汪蒋政权开始合流，直至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汉口召开分共会议，会上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间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不仅如此，汪精卫还在会上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的反革命口号。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是何等的嚣张。此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便实行了疯狂的大屠杀。我们在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的发生，到七月十五日政变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方针是坚定的，而这种反动方针并非是朝夕所订，完全是有预谋的。所以说，马日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汪精卫集团反共方针的必然产物。其四、从知情者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判定，是汪精卫集团中的人指使了“马日事变”。
彭德怀同志在“马日事变”前后，任武汉政府所属第三十五军的一名营长，和许克祥同属一个部队。因此，他对“马日事变”是了解的。他在回忆“马日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时指出“一月下旬，三十五军和第一师开回湘西北，名为肃清匪乱，实际上是镇压民众，保护反革命。匪徒何键准备叛变。”“五月初旬，第一师突然奉命开岳州，到达后不几日，即发生马日事变……。何键同第一师控制岳州，意图很明显，是准备南北策应。”彭德怀的回忆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何键部队的调防，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夕，武汉政府完全是知道的。并且事变是经过何键等人一番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奋的。所以，彭德怀刁志又断言说“何键是马日事变主谋者之一是无疑的了。此外，南省主席周斓、唐生智亦可能是幕后人。”我们可以想象，何键是汪精卫政府领导下的军长，他的这一事关重大的军事行动，又怎么可能不与汪精卫集团相干呢？
“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军队在对待这一事变的态度上，也从侧面告诉了我们，汪精卫政府中的一伙人是“马日事变”的指使者。彭德怀在写到“马日事变”后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盘建议周盘时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笔者注，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恢复革命秩序。当时岳州控制有足够的轮船、火车，可以朝发夕至，突然袭击。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干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时局关键在第一师，如果袖手旁观，湘鄂革命形势也就不存在了’。”我们从彭德怀同志的这些话中可以知道，正是汪精卫集团中的一伙人指使发动了“马日事变”，所以武汉政府对这次事变采取的是维护的态度。因此，虽有足够的军队，当然亦不会作出任何的反应。
笔者认为，判定汪精卫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开始，不能仅以“七·一五”事变作为其标志。将汪精卫等人在“七·一五”事变前说成为革命的，而把“七·一五”事变以后的汪精卫等人才说成是反革命的，这种截然的分法不免有些机械和片面性，它不符合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同样如此，汪精卫等人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不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马日事变”无须蒋介石去指使，它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开始，是准备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只有这样的说明，才能够揭穿汪精卫等人的假革命，真反共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