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共产国际解密文档中的马日事变：斯大林和陈独秀的分歧
非我族类 2018-02-01
1927年5月21日，正当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率部在长沙叛变。因这一天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事变史称“马日事变”。仅事变当天，就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杀。从5月21日到6月10日前后，在湖南有1万多人被杀害。湖南全省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马日事变”的？斯大林派来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印度人罗易和苏联驻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等是怎样处理“马日事变”的？通过已解密的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也许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多的真相。
鲍罗廷宣称要把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抓起来事变第二天，鲍罗廷就得到了消息。当时，李维汉正在湖南指导工作，不久前刚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交给夏曦。鲍罗廷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危及了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引发了“马日事变”，李维汉应负主要责任。因此，鲍罗廷一听到“马日事变”的消息就大发雷霆，对罗易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他本人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解除所有纠察队的武装。罗易对鲍罗廷的这一态度不以为然，于5月28日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了专题汇报，并意味深长地说：鲍罗廷“对共产党影响最大，因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对同莫斯科的联系手段拥有垄断权。共产党人经常在正式会议上驳斥他的观点，但最终他总是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管他们对局势评价如何”。事变发生后，鲍罗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和国民党中央常委、武汉国民政府工商部长陈公博等，奉汪精卫之命驰往长沙，一方面“查办”“越轨”军人许克祥，另一方面“查办”“过火”的农民运动。许克祥等闻讯后密电岳阳驻军：将他们“就地拿获处决”。鲍罗廷等闻讯，即狼狈退回武汉，“逮捕李维汉”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斯大林支持陈独秀和鲍罗廷阻止中国的土地革命“马日事变”发生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在莫斯科举行第八次全会。“马日事变”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等人空前的注意，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们的关注。“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还要不要继续进行呢?出席全会的布哈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特伦围绕此事进行了讨论。布哈林说，中国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左派同盟者，并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特伦对布哈林的上述说法表示异议，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布哈林建议请示斯大林，于是，他出去打电话，陶里亚蒂和特伦继续讨论。陶里亚蒂倾向于特伦的观点。斯大林来到以后表示支持布哈林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实质。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接着，斯大林读了几份鲍罗廷发来的电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电报表明，国民党领导人决心反对土地革命，即使与共产国际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斯大林在回答特伦的提问时认为，问题不在于特伦的观点一般来说是否正确，而在于这些观点在目前情况下是否适用。是斗争，还是讲点策略?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委员会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斯大林的话没有说服特伦。特伦回答说，我们应该斗争。斯大林反驳说，现在进行斗争就一定失败，讲策略不仅能赢得时间，而且还有可能加强我们的力量，在以后有可能取胜时再进行斗争。特伦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进行斗争就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赞成镇压农民起义，那么以后再要把农民争取过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就会无限期地推迟。斯大林解释说，讲策略也可以不作任何妥协。“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5月30日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显然受了斯大林上述思想的影响。全会不是要求中共提高警惕，与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的反动倾向作斗争，防止他们背叛革命，而是不加分析地把武汉政权称之为“革命中心”，继续要求通过武汉政府去实现土地革命。
斯大林要求迅速平定许克祥叛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后一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泽东也赞同依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和平解决事变。本来，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鲍罗廷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农军撤退，以致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同，斯大林一开始就主张迅速平叛，罗易也坚决支持这个主张。6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电，明确指示：“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并警告说：“若是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软弱或迟缓，你们那里就会出现反革命策源地。”2天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决定“建议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无条件地坚持执行我们关于立即平息长沙反革命叛乱和取缔反革命政府的指示”。
斯大林从阻止土地革命忽然转向立即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从支持鲍罗廷的立场突然转向支持罗易的立场。罗易主张不惜代价开展土地革命，但受到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有力抵制。“马日事变”过后仅仅10天，斯大林于5月31日给中共发出了紧急指示。6月1日，罗易和鲍罗廷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即“五月紧急指示”。电报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斯大林强调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
综观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马日事变”的秘密档案，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在处理“马日事变”的问题上，认识和措施很不统一，从而决定了湖南农民运动乃至大革命失败的悲惨命运，具体表现在：
第一，斯大林的主张自相矛盾。开始时阻止土地革命，忽然又转向立即开展土地革命;一方面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另一方面又提出由武汉国民政府来发动土地革命，把土地革命限制在武汉国民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许有任何“过火行为”。事实上，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支持，农民不可能“从下面夺取土地”，一时成功了，也必然会得而复失;如果政权掌握在反对土地革命，但又得到斯大林信任的汪精卫等人手里，武汉国民政府又不可能实行土地革命。这样，斯大林的土地革命政策只能是一纸空文。况且，斯大林的指示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要不侵犯军官的土地”，“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陈独秀、汪精卫一致谈到了这一点，但斯大林在当年8月1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报告中，全文引述了“五月紧急指示”，不过对“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则有意回避。此文在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0卷时，也删除了这两句话。由此可见，斯大林的上述两条指示是明显错误的，为了不被别人抓辫子，斯大林自己作了上述技术处理。
第二，陈独秀的主张与斯大林的主张相矛盾。收到“五月紧急指示”后，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开表示：“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认为“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第二天，罗易就在密电中把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报告了莫斯科。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委婉地拒绝了斯大林的紧急指示。
第三，鲍罗廷的主张与斯大林的主张相矛盾。“五月紧急指示”下达中国以后，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是“荒唐可笑的”。他认为汪精卫正在寻找借口进行反共，如把这个指示给汪精卫看，只能促使汪精卫加快反共的步伐。因而，他主张，对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只能是“暂缓执行”。他给莫斯科致电，作了一个外交式的答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第四，罗易的主张与鲍罗廷的主张相矛盾。罗易主张迅速出师平定“马日事变”，因而反对鲍罗廷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罗易主张立即开展全面的土地革命，鲍罗廷却持主张缓和土地革命的态度。罗易和鲍罗廷分别在给莫斯科的密电中，一个劲地告对方的状，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了解。陈独秀夹在罗易和鲍罗廷中间，不得不左右摇摆。
虽然存在以上许多矛盾情况，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在处理“马日事变”的问题上，斯大林及其代表的态度和陈独秀的态度本质上都是右的，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