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系的底层组织：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的比较
非我族类 2018-02-01
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按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象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
在名称上，“活动集社”称作“某某社”，“外围团体”称作“某某会”。在CC系地方组织中，“忠实党员同盟会”为地方活动的主体和核心，负责指导和发展“活动集社”。再由“活动集社”指导发展“外围团体”。在CC系的组织计划中，规定一个“活动集社”至少须领导两个以上的“外围团体”。
“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之间，一秘密一公开，一动一静，双轨并进。前者主要吸收“积极分子”，后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例，CC系的《组织发展计划大纲》把青年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活动分子，一类为勤学分子；认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张，一般直接吸收进“活动集社”；后者多不愿意作公开的急激的政治斗争，一般吸收进“外围团体”。加入“活动集社”的分子，必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并履行宣誓手续；加入“外围团体”的分子亦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但毋须履行宣誓手续。
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如“忠实党员同盟会”所订《地方组织通则》的附则规定：“本通则除会员得备知全部外，对第二级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应明了之点，对于第三级分子绝对秘密”。“外围团体”和“活动集社”的成员固不知有“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忠实党员同盟会”除干部外，一般会员亦多不知有“青白团”的存在。如夏赓英曾于1936年履行过“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自认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却不知有“青白团”这一组织。他只从别人处听说有一个叫“青白团”的组织是CC派领导的。他推测“青白团”只是CC派的外围组织。
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把“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后，再把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极端严密性。
CC系活动集社
CC系下属的“活动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江苏的“励进社”等。
上海“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其下设有一个干事会。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事业设计组，其职责是向社长提供建议和参考意见，备社长咨询。干事会设干事长一人，由丁默邨担任；副干事长两人，由陶百川等担任（另一名不详）。《干社章程》规定，社长实行集权领导，对社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和人事任命权；干事长和干事会秉承社长之命处理社务；社员必须盲目、绝对的服从，入社之际，须宣誓“为主义奋斗，永远保守社内一切秘密，绝对不做危害和不忠实本社的行为”。社员资格，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由两名社员介绍，经社长许可，方可入社。“干社”的一切活动绝对秘密，内部只有纵的隶属关系。每名社员均编有数目字的代号。
“干社”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事业领域展开。“干社”的创立趣旨和纲领明白规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树立“中心理论”；联合、集中和指导、利用各种文化事业团体和个人，共同致力于“中心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事业范围内，强化“革命势力”的基础；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干社”下属的文化事业有《晨报》、《大沪晚报》、《外论通讯稿》和《社会主义月刊》等报刊，直属的外围团体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此外，还攘夺和掌控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人事和组织领导权。“干社”以上海为大本营，触角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先后在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陕西、云南、新疆、察哈尔、绥远等省市筹设分社。除文化事业外，“干社”还从事特务恐怖活动。
平津“诚社”是CC属下另一活跃的“活动集社”，筹组于1933年夏，正式成立于1934年秋，负责人为张厉生、胡梦华，主要以北平、天津两市的大学在校学生为组织对象。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以运动对运动”，先后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团（1934年）、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1934年）、诚社暑期训练班（1936年）和战地服务团（1937年）等活动，并办有《人民评论》、《存诚月刊》（后改为《诚报旬刊》）等刊物。
CC系外围团体
CC系的“外围团体”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该会成立于1934年5月。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吴醒亚、潘公展、叶秀峰等14人为常务理事。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多为CC系骨干分子，亦有少数文化教育界名流。该会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各省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分会委员以“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为主，兼纳当地文化教育界名人。该会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以从事文化学术的团体和个人为组织对象。相当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和中小学校长、教员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被吸纳为会员。1936年12月的统计显示，该会有会员5142人，是当时全国会员人数最多（中国佛教会除外），声威最大的文化团体。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声称其组织目标主要是以三民主义党治文化对抗普罗文化运动。当时即有人指认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国民党统制文化事业的组织，是“党治派”的代表团体。该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为机关刊物，对外宣传其思想主张。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战前所开展的活动中，影响最著的，是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十位大学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云、萨孟武、章益、陈高佣、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干）在陈立夫的直接授意下，联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的文化协会分会分别举行座谈会，访问文化界名流，邀请各报撰写社论等，对其宣言表示声援和赞助。在他们的策划和“炒作”下，很快在全国掀起一场颇巨声势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的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受到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学者的质疑、抵制和批判。另一方面，国民党体制内有人批评其不直截了当地揭橥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却引发一场无谓的论争，反而摇动了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已有信仰。
关键词: CC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