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原因 蒋介石为何叛变革命
非我族类 2018-01-3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探讨它产生的原因，对我们学习中国革命史，深入了解和认清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本质以及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本人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产生的原因作些浅显分析。
一、蒋介石为独占革命胜利成果，早已蓄谋反共
蒋介石是个以两面派手法出现的野心家。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联共，实际上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实力，捞取资本，扩充地盘，为其今后夺取更大的权力打下基础。他骨子里是反共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越来越公开化，国民党中左、中、右三派围绕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展开日益激烈的斗争。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1926年3月，蒋为了排挤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使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开始。
蒋介石夺权阴谋初步得逞，又策划一起更大的阴谋，即抛出“整理党务案”的反共事件。“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必须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管；在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任职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面对蒋介石限共、排共企图，陈独秀再次妥协退让，他认为“整理党务案”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两党的“团结”。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结果“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被一一解职，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的部长职务，蒋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蒋基本上实现了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但是，蒋介石即使在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后，1926年5月，他仍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这实际上是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依然有限，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他需要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需要继续得到中共和苏联的支持，不便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决裂，但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日益发展，妨碍他达到取得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因此他即使同共产党合作时，也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在一个时期内他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
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与此同时，他的反共活动也加紧进行。1927年二三月间，蒋接连发表了两篇反共演说，漫骂共产党，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权力。随后进而公开镇压革命力量，先后在赣州、九江、安庆对革命者进行血腥屠杀，向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发出了明显的反共信号――他要对共产党动手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同中外反动派相勾结，筹划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反革命大屠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二、中国共产党的退让政策，使蒋介石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作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但是，由于我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采取了不参加政府而只是监督政府的方针，“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种种复杂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对如何与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国共合作中，总是把自己当作帮手，当作客人，不懂得“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道理，对右派的进攻，不同他们坚决斗争，不想办法孤立他们或迫使他们退出去，反认为是共产党包办太多造成的，于是自己往外退，“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的事”。用陈独秀的话说，叫“退而不出，办而不包”，最后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中共的一再退让，丝毫未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国民党新右派更有恃无恐，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致使反共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这时，蒋介石已由革命的同盟者变为革命的敌人。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集中力量准备武装，以防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但陈独秀等人对蒋介石的叛变阴谋却毫不防范，仍认为革命的任务是继续北伐，而要完成北伐，又非拉住蒋介石不可。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没有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反而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土地耕有”，以换取蒋由右向左转变。这个让步策略的实质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的反动要求。这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以对付蒋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实也证明，当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力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事变后，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总结教训说：“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作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指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国际）
三、帝国主义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引诱蒋背叛革命阵营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帝国主义再也沉不住气了，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及远东的最大的根据地，如果把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极大的根据地推翻了，不独他们在远东的统治完全被推翻，并且整个帝国主义世界都坍塌了，这是一切帝国主义者都看得清楚的，所以现在他们都非常着慌。英国驻美大使曾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说：“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可见帝国主义出于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向中国革命人民伸出魔爪扼杀革命，势在必行。
帝国主义策划分化革命阵营，用尽种种卑劣手段。当革命势力尚局限于广东时，力量还不十分强大，帝国主义无视广东革命政府，根本不予承认，在关余问题上百般刁难，英帝国主义还支持商团叛乱，并伙同美国派军舰到白鹅潭示威、恫吓革命政府。当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时，帝国主义害怕了，他们认为，“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将遭覆灭”。因此，帝国主义一反常态，声言可以考虑同国民政府代表谈判及解决关余等问题以求拉拢国民政府内部的“妥协分子”。当帝国主义得到他们派到广州去刺探情报的间谍伏恩报告“我当时所得到的印象是蒋并没有把俄国顾问看得很重要，要是能防止的话，他决不愿看到有一个共产党中国”，“事实使我相信，他（蒋）早已制订了计划，同共产党人作最后的决裂”的情况时，帝国主义如获至宝，觉得拉拢利用蒋介石分化革命阵营的时机到了。
蒋到上海第二天，帝国主义者对他既指使又督促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当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组成的法西斯组织“上海工商联合会”，派出虞洽卿、王一亭等去向蒋说明保卫上海“和平”、维护上海“秩序”的重要性，蒋向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答复说：“国民革命军（指蒋的军队）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尽管目前的阻碍使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来共同澄清局面，但是我希望可以扫除这些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帝国主义听到蒋的答复，立刻投桃报李，美国垄断资本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表示：“长江以南的统一即将告成，或成为持久局面，则统辖这一地域的政府，可能成为一个深得人心，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政权。如果这样的话，我不认为美国政府会再拒绝承认的。”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实际上是透露一个信息：蒋介石如果叛变革命成功，从而掌握政权，建立政府，美国是不会不承认的。帝国主义以承认为诱饵，引诱蒋介石背叛革命阵营，建立独裁统治，同时又警告蒋，倘若不能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时，帝国主义将出兵干涉。
帝国主义不仅在言语上警告蒋，而且在行动上威慑蒋。早在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占南京，帝国主义为催促蒋早日叛变，竟下令军舰炮击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接着，调遣大批军舰开入长江，增派军队到上海。炮击南京是帝国主义给蒋的行动信号，也就是警告蒋要即刻行动，日本帝国主义曾十分露骨地对蒋说，他的前途全凭此事而定。斯大林指出：“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线的信号，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1927年4月初，当帝国主义发觉蒋的反革命决心尚未最后下定，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指示美驻华公使说：“告诉蒋，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就是说蒋必须赶快行动起来，否则便不要他这条走狗了。
帝国主义采取威胁利诱和双管齐下的手段，促使和支持了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展开了血腥屠杀。
四、大资产阶级在财政上支持了蒋介石的背叛
资产阶级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是十分害怕的，不仅担心工人运动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还唯恐革命力量惹怒了帝国主义，从而引起武装干涉，这样他们的天堂――上海及他们所有既得利益都保不住了。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向蒋表示，只要能将职工运动扑灭，把工人们打下去，让资产阶级象往日一样骑在劳动者头上，他们乐于认捐五百万，即使继续出钱也十分愿意。
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经定了，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除他自身的准备外，还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到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他向帝国主义保证“解决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向资产阶级保证“劳资问题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在得到蒋保证后，江浙财阀给予蒋一笔又一笔巨额财政资助。“据当时可靠消息，此次帝国主义连同中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资一千五百万元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用。其中一千二百万是蒋介石得的，一百五十万是白崇禧得的，一百万是周凤歧得的，其余五十万则用于雇佣青红邦流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1927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背叛，就是这种反革命联盟的具体化。
在这一反革命联盟中，以金融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江浙两省和华北地区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成为蒋反革命叛变的重要经济支柱，没有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政权当时就很难站住脚跟，也不能进一步抢夺地盘，扩大反革命事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接着汪精卫于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终于失败了，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