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何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而将张翼鹏作为罪魁。马日事变发生于武汉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当时的武汉政府依然在维持国共合作,但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政变,这说明马日事变和“七·一五”政变绝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一般认为,“马日事变”的总后台是何键,但也有学者不认同。杨学东在《求索》1997年第1期及其著作《何键传》中著文指出,“马日事变”并非单纯军事性叛乱,其中包含诸多政治因素,它是以张翼鹏为首的,许克祥等“长沙五团长”为中坚骨干的,湖南“左社”集团密切配合的,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反共群体的大反扑。临湘5月17日“左社”控制的地方团防武装叛乱,拉开了湖南反共军事政变的序幕,益阳19日、常德20日反共事件是在湖南的蔓延。长沙“马日事变”则是湖南反共军事政变进入高潮的标志,6月14日十路清乡电令将其推向顶峰。其总后台、罪魁祸首不可能是何键,而是当时湖南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湖南省主席张翼鹏。张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与其门生兼上司唐生智有密切关系。故中共第13号通告,将“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的魁首点在唐生智的头上,完全合乎逻辑。唐部第4集团军发动的“马日事变”,是武汉“七·一五”政变的预演和必要准备;而“七·一五”则是“马日事变”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局。
“马日事变”同
蒋介石发动的4·12事变不大相同,它是发生在仍然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这实际上就标志着武汉政府也很快会同共产党走向决裂。当年中国的社会情况决定了军官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地主,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等地兴起之后,激起了很多军官强烈的反共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