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其促成者马林应负什么责任？
非我族类 2018-01-30
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是他在华的工作实践和他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遗憾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尽管马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这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看法及“党内合作”具有的局限性，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战略处置失当并由此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本文就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产生的消极作用进行简要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14年，他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1921年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倡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并推动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的政策，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功不可没。但是，马林在华的革命实践有一定的主观性，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式、思想并非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在革命工作中产生了负面作用。1921年6月，马林按照国际原则在共产主义小组内进行运作：他要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向他汇报工作，并了解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支持。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在协助地位。”同时他还认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马林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不符合中国情况，以上对下的发布命令，使双方的合作不十分顺利，而自己也陷于被动地位。为解决问题，马林在与陈独秀的会谈中，提出“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对此，陈独秀表示坚决反对。在经历一番曲折之后，陈独秀终于接受了马林的意见，表示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自此，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马林的建议在中共党内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马林过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对共产国际负责，而共产国际对苏联负责的事实导致在国共合作战略上带有明显的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色彩。在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上，“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服从共产国际，履行对共产国际的义务，容易使自身萌发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维护国际大局中遭到遏制。马林曾积极帮助越飞与孙中山的对话，为《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宣言》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这种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做法，不利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马林的一些建议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有一定关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陈独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马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陈独秀的尊重和赞同。陈独秀认为“中共拥护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但是，马林推行的国共合作战略不是建立在他对国共两党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只要孙中山先生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对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感到悲观失望，要求中共领导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对于“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中央’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马林的右倾观点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起了作用。
其次，马林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马林两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成为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因此，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产国际的决策。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贬低了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了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我对中国的南方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马林关于国民党是“多阶级的联盟”的说法“为共产国际领导成员封为正统。”根据马林的建议，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主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马林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继续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在民主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绝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的活动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才有可能得到发展。”根据这个报告制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存在着对国民党估计过高、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错误。《决议》强调国民党是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但对其妥协性认识不足。同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由此，共产国际将国共合作的重心趋向国民党，形成了苏联全力援助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得到苏联的援助，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革命武装。后来，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叛变革命，而中国无产阶级显得软弱无力，这与共产国际战略的重心处置失当密切相关。
最后，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党内合作就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组织作为统一战线的载体。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主要是依据他自己在印尼的革命经验和对国共两党状况的判断。马林的印尼经验是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印尼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两党成员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身份加入对方，实现两党的合作。后来，伊斯兰教联盟限制党员的活动使两党合作走向破裂，证明这种合作并不成功。马林照搬印尼经验，在中国推行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战略，其局限性在于：第一，“党内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国际强力推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反对到被迫接受，表明中国共产党内尚未形成广泛的认同，因而难以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第二，印尼经验缺乏认真的总结和科学论证。马林以印尼经验的感性认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传，以此作为东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模式，但它并不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普遍意义。在南方之行后，马林初步形成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战略。他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判断和国民党性质的分析与实际不完全吻合，在一定程度上使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发生错位。第三，“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缺乏成熟的理论和革命经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后，面临着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旗帜活动，难以独立自主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孙中山屡次向马林提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因此，“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组织中处于客体地位。国共两党的性质不同，目标各异。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组建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否则只能导致国共合作的公开破裂。而在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过程中，考虑到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完整性，中国共产党在是否采取坚决反对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右派仇视革命，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运筹帷幄，促使中国共产党确立“党内合作”的方针，并促进了孙中山形成联俄、联共的政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实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过程中，马林对中国革命状况的考察偏离实际及其提出“党内合作”方式的内在局限性，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马林在谈及大革命失败时曾指出“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过程中，马林是一个关键人物，我们重新审视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