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非我族类 2018-01-30
一、受到陈独秀、孙中山的赏识
陈独秀和孙中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这一重要职位，离不开这两位领导人的赏识。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就以其卓越的表现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早在1917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时，就刊用了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后，就想在长沙也成立一个预备性质的组织，他写信给在长沙的毛泽东，告诉他上海成立党组织的情况和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情况，还寄给他《共产党》月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具体指导毛泽东如何成立长沙的党组织、团组织。在建党工作中，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实干才能。1923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重要时期，陈独秀考虑到毛泽东一直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便决定调他到广东，协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派李维汉到湖南接替毛泽东。
1923年，毛泽东准备离开长沙。在安排好党的湘区工作时，他还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毛泽东认真向陈独秀请教，与当时的陈独秀保持了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这些观点较好地阐发了当时陈独秀的思想，从而深得陈独秀的信赖。于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毛泽东和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一道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中共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搞党内合作，担心影响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实际上毛泽东直接对陈独秀负责，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陈独秀对毛泽东委以重任，“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后，便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常和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家。谭的主要势力在湖南，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建设部长，他见到这位同乡也很热情。
1924年1月20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一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毛泽东的座位是39号,会议期间，他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毛泽东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1月28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它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这种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也颇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二、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到国民党中宣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到上海，不久便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毛泽东同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反对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泽东赶走，毛泽东只得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不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192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享有经济幸福”，“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领导层发生变化，革命形势也日趋严峻。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这个革命的大本营。这时的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事，于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
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进行调查，并根据工农商学各界的不同知识程度，制订不同的宣传、编纂计划；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知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这有效纠正了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1925年11月23日，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这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0月13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努力下，会议决定就戴季陶7月出版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
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毛泽东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头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要努力维护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出席，席位是第13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5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了《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务报告决议案》。
大会的278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给以党纪处分。
1月18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种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对此，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份，“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绝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
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人做的。
三、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改变先前侧重军事政治运动，忽略宣传组织民众的缺点，加强了报刊宣传工作，创办了一批机关报刊。毛泽东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大批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据《政治周报》统计，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大部分是由共产党人主持、以国民党机关报刊名义出版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至武汉“七一五”政变前，国共合作报刊始终处于兴旺发展的局面之中。在国共合作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出版，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担任主编，沈雁冰任副主编，张秋人等任编辑。毛泽东主编了前4期。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撰写了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并以子任、润之等笔名发表政论、新闻、时评、通讯近20篇。它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会议、文件、报告,知名人士的专稿，有部分新闻报道材料；辟有“反攻”专栏，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注重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宣扬在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及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业绩，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揭示右派分裂的必然性，反击敌对新闻工具的反革命宣传，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巩固广东民主革命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是一篇论述办报思想的重要文章。撰写此文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右派刚刚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进行反共、反统一战线活动，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帝国主义和一些军阀也公开对聚集在广东的革命势力造谣中伤。于是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办报的目的。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相当明确：“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
怎样进行反攻？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指出，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第二期和第四期，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和《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为题，摘要刊载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声讨西山会议的电文49件。毛泽东用子任的笔名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政治周报》高举新民主主义大旗，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它指出，三大政策是国共合作的基础，是推进国民革命的动力，也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斗争的焦点。《政治周报》大力宣传国共合作后的重大成就，以铁的事实告诉人们贯彻三大政策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指出国共合作实现后，“广州市上出现了14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政治周报》还发表了张秋人的《香港罢工的过去与现状》、刘少奇的《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李春涛的《东征纪略》等文章，用更具体的事实批判了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言行。
《政治周报》办到第4期时，因毛泽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从第5期起，由沈雁冰继任主编，后又由张秋人主持。《政治周报》每期发行量达4万份，到1926年6月停刊，共出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