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共产国际如何看待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认识
非我族类 2018-01-30
近代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使得全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这决定了国民革命必然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互相勾结的强大力量，决定了有产资级与无产阶级有可能也有必要联合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必然产物。但在具体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加到国民革命中来的三方，即苏联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总目标及具体目标的认识及其动机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方面甚至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和矛盾。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
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要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固然不乏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的成分在内，希望将俄式的革命及其理想输出到中国，但更主要的是苏联的国际战略和苏联的国家利益在起作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的干涉封锁，处境非常困难，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打破这种干涉和封锁。具体到东方而言，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其核心目标一是要继续保持沙皇时代俄国在中国所夺取的满洲、中东铁路等特权及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另一个重要目标则是联华制日。日本是俄国在远东争霸的主要对手和仇敌，1904-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军队，迫使俄国让出了苦心经营的南满，夺取了俄国在太平洋上的出海口，而且还进一步逼向北满、蒙古和俄国远东地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日本乘各国干涉之机，进兵中国北满和俄国远东地区，各国撤兵之后，日本迟迟不撤，最后虽撤了兵，但仍占据库页岛南部。为了对付日本，减轻东方的压力，苏俄力图在中国寻找具有实力的“俾斯麦”式的人物，先后派优林使团、越飞使团等来华，分别与北京政府外交部、张作霖、陈炯明、孙中山、冯玉祥、吴佩孚等接触谈判。1923年7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加拉罕外交使团前来中国北京，使团主要成员之一是鲍罗廷，而其具体任务则是前往广州政府担任与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孙中山的总顾问，临行前，斯大林特别指示鲍罗廷必须“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告诫鲍“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同时，在与中国各派联系的进程中，苏联应该尽量避免单独支持哪一方，从而使之绝对强大起来而失去控制，而是始终注意“利用中国的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不让他们当中任何人特别强大”。此种安排明显反映出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所在，它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首先考虑的是实力，不论政治信仰如何，只要有实力就与之合作，但同时又不使之过于强大，这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斯大林看来，援助了中国的实力派，使中国苏维埃化，那么，即使这些人对苏联并不忠诚，即使这些实力派把苏联势力逐出满洲，逐出滨海省，即使苏联被迫“放弃伊尔库斯克以东的地带，我们还能保证苏联的安全”，否则将永远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既支持又防备；既帮助又有条件；既注重理想输出又有所顾忌和选择；既扶植一方又借助另一方以控制之。从这种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方向中，我们就不难找到在合作过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指示的历史根据。
二、孙中山方面
孙中山之所以听从苏联的建议，同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不是因为看重中共的实力（尽管他非常看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杰出的才华及其在青年中的思想和政治影响），更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转向了共产主义。1921年12月底至1922年1月初期，孙中山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斯内夫利特（化名马丁）所作的共产主义宣传明确表示了拒绝。他说：“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杆格不通。故共产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能。”孙中山还对陪同前来的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听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苏联在物质上、舆论上、道义上和国际影响上的帮助，特别是物质上的援助，更好更快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内则实施“西北计划”，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政权；外则建立“中、苏、德”三国同盟，以便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坚决反对，毅然实施“联俄”与“容共”的措施与方针，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的这种姿态不仅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与支持，而且还赢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同情和大力支持，苏联于1923年3月决定当年给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每年给孙中山提供200-500万元的财政援助，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七一五”政变之前，苏联还向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提供了200万美元的援助，同时同意就汪精卫所提议的1500万元新援助款项进行洽谈。除了巨额财政援助外，苏联在1924-1927年间还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向共产党却只提供极少量的活动经费和极大量的命令和指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天平上的这种倾斜，固然是此前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后来历史的演进提供了相当的动因。但是客观上，毫无疑问，苏联的这些援助为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然而，这种主要基于物质实力的结合是不太可靠的，一旦援助的一方不能满足被援助一方的要求，或者另有第三方可以提供更多的经费及武器装备上的援助，那么，这种合作也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这无疑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的极其不稳定性和前途的短暂性。
三、共产党方面
与苏联和国民党明确寻找实力与实利的方针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方针则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对于本党的实际利益的考虑更少些，而理想的色彩更浓厚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新型政党在中国诞生。在共产主义理想确定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付诸实践。面对这样一个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迈出了艰辛探索的第一步。
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工人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各地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30多万人。但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面对直系军阀血腥屠杀和破坏，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出现了低潮。与强大、残忍、狡猾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相比较，中国工人的力量还是太单薄、弱小与幼稚。要想战胜它们，还必须不断学习、成长和壮大，还必须联合其它力量。
同时，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半年时间，虽然已确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但要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要经历哪些阶段和步骤，在不同的阶段应该采取何种不同的策略和政策，很多人还不太清楚。经过这次大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上问题有了较为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开始制定适合当前革命形势的纲领和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总结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未能获得政权前，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联络各民主派共同对抗封建式的军阀革命，具体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共产国际代表8月给中共中央写信，对这一政治声明予以好评，认为它很成功，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信中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要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一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国民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大会指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反帝的民主联合战线中的重要一员。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制定了通过民主联合战线完成革命的策略方针。在苏俄、共产国际的积极活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孙中山达成了国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共识，并于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三大上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兴起了国民革命运动。历史证明，这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斗争战略和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初步成功结合，也是党开始具备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由排斥其他一切党派、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到联合国民党组成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开展国民革命，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特别是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劝说、开导和压力促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思想和感情深处并没有完全转过弯来。陈独秀最初不同意合作，并向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但俄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一再指示“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国民党”，“必须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组织从属于自己的团体”，并质问“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与国民党合作。但是，陈独秀始终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在这场革命中是当然的领导，它应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显然，陈独秀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人，革命成功的果实属于主人，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阶级只不过是“客人”而已，只能帮忙，不能有任何“奢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这种消极思想和状况不可能不对全党产生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陷入了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界，也为后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历史结果提供了相当的土壤。
关键词: 第一次国共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