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中山舰事件
非我族类 2018-01-26
中国共产党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究竟应该由谁来为这个损失负责？传统观点认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代表季山嘉的一再软弱和妥协退让使得革命遭受了损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提到：“陈独秀和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就改变了说法，认为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主张回击，但“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做出了妥协退让的决定。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山舰事件中的损失，共产国际应当负主要责任，而陈独秀的态度是主张反击，绝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妥协退让。如马振犊提出，“陈独秀在开始阶段不明事情真相，提出的对策仍然是要团结蒋介石”，“后来得到了有关问题的详细报告，陈独秀一度也很气愤，曾‘主张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他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叶昌友也提到，“由斗争转为妥协”，“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苏联驻华代表、顾问的错误指导、直接干预甚至阻挠压制”。于文湖也提出：“陈独秀对蒋并不主张妥协，而是主张坚决反击”，“若要追究责任的话，应首先追究共产国际、苏联及鲍罗廷等人，而不是陈独秀”。
既然因为消极退让使得中共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当时共产党是否就应该起来武装反抗呢？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奋起反抗，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和平解决中山舰事件在当时对中共更为有利。黄卫民提出：“如果把中山舰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中共用武力反击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积极退让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他并不支持当时的消极退让政策，“革命不单单有进攻，还有退让。这种退让不是消极退让，而是积极退让”，即以退为进。叶昌友、李国环、刘海燕也提到：“中山舰事件的和平解决，中共不但可以保存现有的力量，而且可以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壮大自己的力量。”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开始倾向于反对北伐，甚至在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反对立即进行北伐。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近年来，研究有了进一步进展。张留见提出：“以中山舰事件为界，陈独秀的态度前后是矛盾的”，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之所以不支持北伐，是因为蒋介石的北伐“不具有革命的意义，是纯粹军事扩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认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陷于很大的被动。”姚金果则认为：“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虽然发表的时机不对，但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支持，而是揭露了新右派借北伐之机扩张势力的企图。”
关键词: 中山舰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