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段祺瑞、章士钊抑或冯玉祥
非我族类 2018-01-26
1926年3月18日，正在女师大读书的许广平把刚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的寓所。撂下抄稿，许广平转身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回答：“要去请愿。”
这一天，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组织要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作为女师大学生领袖的许广平，自然不会缺席。在大队集合之前，她抽空把抄好的稿子先送到鲁迅家。
得知许广平要去请愿，鲁迅不大以为然：“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听先生这么一说，许广平不好违拗，只得钻进南屋抄起稿来。当时她一定想不到，鲁迅的一句话很可能救了她一命。
“写着写着，忽然有人来报信：‘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后来许广平这样回忆。一听这话，她扔下笔，跑回学校。不多时，她看到两名同学——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
正如鲁迅所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那一天，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游行群众，惨死在执政府卫兵的枪下，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
“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许多史书认为，罪魁乃是执政段祺瑞。不过近年来坊间也流传着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曾在执政府门前长跪不起，甚至终身茹素的说法。
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世界晚报》曾发文称，卫队曾致电请示章士钊如何应对，章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不过，章士钊当时就发表声明称，此事与己无关。他是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这件事一直是章士钊的一块心病，直到晚年他还特意对女儿章含之强调：“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
上世纪60年代，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少校参谋王子江本来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卫兵们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不过，朱自清笔下的惨案现场记述却不支持这一说法。他写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甚是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张作霖的奉军。不过，段祺瑞的军队早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虽然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也有支持国民军抗击外侮的成分，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却表现得非常冷漠。
惨案发生后，北京知识界发出了怒吼，鲁迅连发7篇檄文，包括名篇《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
段祺瑞执政府很快倒台，但随后而来的奉系军阀更加严酷。许多知识分子被通缉、被逮捕、被枪杀，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往南方去”。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3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