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中山舰事件的关系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为什么会辞职
非我族类 2018-01-24
汪精卫和中山舰事件的关系
学界一致认为，汪精卫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汪蒋二人一个威望极高，一个手握重兵，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最终矛盾激化，促使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如刘建国提出：“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汪不断插手军界，使蒋深感不安”，“汪蒋在对待季山嘉问题上，矛盾更加尖锐”，“蒋觉得受到了汪季联合对他的威胁，因此必须先采取措施，来排挤和打击汪，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唯一的领袖”。张宇认为：“虽然汪精卫只是一个挂名的军政领袖，但是他的资历及声望比蒋高，他对军事方面某些措施，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由于汪精卫“被公认为左派的旗帜，这更引起了蒋介石对汪的忌恨”；另外，蒋介石“惟恐汪精卫不仅在政治上高于自己，还会在军校的影响大于自己”。汪澎澜指出：“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地位的上升，其权欲思想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为登上国民党内最高的权力宝座，汪精卫自然成为其下一个打击的目标。”马振犊提到：“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汪矛盾斗争已经发展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吴瑞虎指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想要大权独揽，“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从不征求蒋的意见”，引起了蒋的愤恨和不满。
事件刚刚发生时，汪精卫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怒，然而仅仅过了几天之后，汪精卫却对蒋妥协，继而“负气”出走，其中原因何在呢？叶昌友、李国环、刘海燕认为，这是因为汪精卫一直以来依靠苏联，本想借此机会在苏联的支持下联合各派势力组成“反蒋联盟”共同反蒋，然而，“苏联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蒋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立场”，“苏联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影响到汪情绪的变化”。杨奎松提出：“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是因为失去了苏联顾问团的支持。”汪澎澜则认为：“此时，汪精卫并非漠视权力的丧失而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一为疗病，一是让蒋反省一切’。”总之，汪精卫由于力量不足，即使满腹怒气，也只能憋在心里，对蒋介石无可奈何。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为什么会辞职
杨天石：
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其后，汪精卫即表示准备出国，蒋介石则表示挽留。3月30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说了几点理由，其一是蒋介石讨厌自己，不愿与己共事，因而他自愿出国；其二是中山舰事件证明，蒋介石已经受人离间，他出国可以使离间之言失效；其三是想借此学点外国语。汪精卫声称，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他就想继续学习外国文，现在出国，正可完此“平生未了之愿”。他并打了一个比喻，说自己就像一盏油快耗干了的路灯，亟须马上加油，云云。
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的第二天，陈璧君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为汪精卫的准备出国提出了一项新理由，即可以使蒋介石“反省一切”。函称：汪精卫的病，固然在于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剧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于一行，固以疗病，亦足令兄反省一切，过去、现在，并勉力于未来也”。信中，陈璧君并对蒋介石提了一条看似平淡而实则语气严厉的意见：
兄平日好阅曾国藩《家训》，此书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诱兄日即于伪，掩其天赋之良好、真纯之精神耳。
函末，陈璧君对蒋介石说：见到此函时，您是发怒扔到厕所里，还是作为座右铭，“均所不计”，云云。
历史当事人对他们自己行为的解释，有时相当准确，有时则不可轻信。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力与力的较量。汪精卫、陈璧君的信，用来说明他们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的牢骚、怨愤、无可奈何以及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可，用以解释汪精卫的悄然去国则不可。
那么，什么是汪精卫隐匿、出走的真实原因呢？对此史家们各有解说。前些年，我曾根据苏联驻华使馆代理武官拉宾事后向莫斯科提出的报告及当事人回忆，提出过一种看法：汪精卫原本主张联合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组成“反蒋联盟”，以武力打倒蒋介石。但苏联方面不仅不支持这一主张，反而撤去原先最积极支持汪精卫的顾问季山嘉（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不能与蒋介石抗衡，因此，汪内心不满，负气出走。此说见于拙文《中山舰事件之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后来收入拙著《寻求历史的谜底》。
文章发表了，书也出版了，总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希望找到更多、更充分的证据。果然，有一年，读1927年4月21日武汉出版的《革命生活》，其中有施存统在武昌中央政治学校的演讲稿《反蒋运动》，中云：
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汪精卫同志本欲免蒋介石的职，用谭延闿、朱培德同志的军队去打倒他。那时因为民众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党内纠纷，民众怀疑，故此举未实现。而汪同志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
施存统曾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在武昌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兼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他是有可能了解有关情况的。他所述汪准备用军队打蒋以及“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等均属事实，而担心“弄巧成拙”，未能付诸实施等情则并不全面。之所以说不全面，是因为施完全没有提到起关键作用的苏联人的态度，但这是不难理解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和苏联保持合作关系，不少苏联顾问还在为武汉政府工作，因此，中山舰事件时苏联人不肯支持汪精卫倒蒋的事实自然还不宜透露。但是，尽管如此，见到这条材料我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为拙文增加了一条证据。人无信不立，文无征不信，有关重要史实的证据是多多益善的。
最近，我见到了李玉贞教授编译的《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其中谈到汪精卫对于苏联方面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感到意外，“委屈”，认为自己“丢人现眼”，“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没有告诉苏联人就“蜷缩起来”，等等，都证明了拙文原来的分析。这样，关于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隐匿、出走的原因似乎可以定论了。
附带应当提到的是，俄国密档说：“如果我们当初更加温和地事先让汪精卫思想上有所准备，再向蒋介石做出让步，那样就能阻止汪精卫。”根据中俄两方的资料，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季山嘉就派拉兹贡（鄂利金）见蒋，态度还比较强硬。但仅隔一天，时在广州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等人就决定向蒋介石让步，并于22日派人通知了蒋介石。此前，没有和汪精卫商量过，也没有容许国民党中央讨论研究。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在这一情况下，汪精卫生苏联人的气，于是，当场以生病为理由要求“暂时休假”，进而不告而“匿”，又进而不告而别都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