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期,孙中山逝世,中共的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党内部汪精卫的左派倾向明显,右派的蒋介石当然对此心怀不满,这便是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所在。史学界一直将中山舰事件作为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是很有道理的,而在这之后的“四一二政变”则标志着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国共两党共同准备北伐的过程中,掌握广东主要军事力量的蒋介石另有打算。他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极好的机会,企图通过北伐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独裁统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蒋介石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缓和某些矛盾,甚至假惺惺的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声称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他还表示此举与广州其他各军无涉。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
周恩来等提出应对
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回击蒋介石。但是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所致。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最初对中山舰事件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没有立即表态。布勃诺夫使团到上海介绍了事件的发生过程,陈独秀受其影响,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错误的认为这是左派内部的许多错误造成的,不能简单的用惩办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
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发生冲突。
在妥协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撤出第一军后,
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些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也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