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发挥的作用
非我族类 2018-01-16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为着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先生不仅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精神和品格，而且具有正视现实、与时俱进的气度和观念。他的思想在其一生中不断发生变化。由于他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需要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时候，能重新理清社会革新的思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携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谱写出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一段新篇章。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85周年之际，抒写此文缅怀伟人之丰功伟绩，继承孙中山之志，冀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孙中山继同盟会反清革命之后所建树的又一丰功伟绩，更是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至为光辉灿烂的篇章。正如宋庆龄所说的：“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积极倡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绝非偶然，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在护法战争中，他依靠南方军阀打北洋军阀，但“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结果到处碰壁，一筹莫展。特别是他培植多年、以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竟于1922年6月趁北伐军正要平定江西之际，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悬赏二十万元捉拿孙中山。“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遭受了一次最痛心的失败，几乎陷入绝望里。
正当孙中山处于绝望的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危难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光芒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早在1918年，他就给列宁发贺电，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他提出建议：一要有一个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好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对此表示赞同。1922年8月孙中山避难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又在沪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指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并明确提出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给孙中山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年8月马林再度来华。中共中央根据马林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作出了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同拜访孙中山，提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9月和11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和审议改进党务的会议。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应邀出席，并派代表参加草拟国民党的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1923年初，在李大钊、林伯渠的帮助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会谈，于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再次表示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确立了联俄政策。
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策动下，粤军邓演达会同滇、桂军驱逐了陈炯明。2月，孙中山由沪返粤，任海陆军大元帅，第三次重建广州革命政权。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地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确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孙中山更加热情地欢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加速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8月，他派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和王登云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并邀请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华帮助中国革命。9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要求，派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具体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鲍罗廷在广州同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24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5日，孙中山委托廖仲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改组计划，同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办理改组事宜。廖仲恺坚定地、全力以赴地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5人。李大钊、鲍罗廷等参加了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时，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极力反对，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4名执行委员和17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包括有廖仲恺等左派和胡汉民等右派。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等也被选入。特别是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新的高涨，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这样，才使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积极捍卫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果实
“如果说，最初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先锋，那么，由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参加到这个运动来，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就开始脱离而去，因为底层人民的社会利益已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国民党中的右派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在辛亥革命中或在辛亥革命后，跟随孙中山在革命中曾经起过先锋作用的。然而，当孙中山走出布满荆棘的迷途，踏上正确的革命大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就踌躇不前甚至反对革命了。他们为了
维护个人及其本阶级的利益，在国民党内掀起了反对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的轩然大波，妄图阻挠改组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
伟大的孙中山坚定地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利益，坚持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1923年，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左派为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而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右派的神经也进入了紧张的阶段。他们意识到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的实现，就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买办阶级的特权将被摧毁，意味着他们投机钻营、升官发财美梦的破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反动宣传，在会议上和上书中，疯狂地污蔑、攻击共产党，挑拨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如1923年11月，邓泽如、林植勉等十一人给孙中山的《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中，说：“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别有怀抱”；共产党使“我党永无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国中实力派……与我党决裂”的阴谋。
孙中山针对这些谬论严肃地指出：“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末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又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此外，国民党右派张继、邓泽如、冯自由等人，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借口进行攻击、挑拨时，孙中山一再愤然指出：“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又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沉重地打击了右派妄图阻挠改组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气焰，保证了改组国民党准备工作的进行。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国民党进行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大会。但是，国民党右派仍然进行了破坏活动。他们反对国民党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继续污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提出要在党章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以达到反对共产党人跨党，破坏已成为现实的国共合作的目的。针对国民党右派的企图，孙中山指出：“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同时，支持李大钊在会上印发的驳斥国民党右派谬论的《意见书》。《意见书》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这样就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促进了国共合作思想统一的认识，使国民党右派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阴谋没有得逞。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为了贯彻国民党“一大”通过的革命纲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积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国民党右派对此非常恐慌。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妄图夺取各种革命组织的领导权，破坏革命。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于1924年6月18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他们肆意攻击共产党人“对于各地党务之筹员，有共产派者派之，无共产派者则竟不派。其派出人员，专收容共产派与接近共产派之人，忠实党员，多不愿其登记，普通入党，多为拒绝”。他们还胡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孙中山对张继等人如此攻击共产党人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因此，1924年8月，他主持的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当张继等人提出国民党是否容纳共产党人的问题时，立即严肃地指出：“此问题不能根本讨论”。这也就完全否定了《弹劾共产党案》对共产党人的攻击。并指导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制定了决议。决议指出：“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下，各阶级中自有力求解救中国，要求独立，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之共同倾向，中国国民党即代表此等阶级之共同倾向，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凡属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如何，其党均应集中而包括之。”又指出：“不愿积极从事于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既不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又不赞助劳动平民者，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于任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右派肆意攻击共产党人，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严重警告。
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对国共合作是非常猖獗的。但是，孙中山始终没有被他们的造谣、挑拨、欺骗所动摇，而是坚定地在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上，不断地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
国共两党的联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合作，又是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因此，双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别。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前进的重大课题时，孙中山总是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
1922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正是陷入极端彷徨、苦闷、绝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热情友好的援助之手。党不仅在陈炯明叛变后立即进行公开声讨陈炯明，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而且还派自己的党员给予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和具体帮助。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分别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对他表示慰问和支持；还同国民党人张继商讨了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给予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以具体的帮助。李大钊和孙中山交谈多次，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人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钦佩和尊敬，“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机关刊物《向导》发表文章，对孙中山给予有益的帮助。如在《向导》第一期上指出：“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两种恶势力(按：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再如《向导》第二十一期上，针对国民党历来偏重于军事活动，忽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缺点，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这种既有中肯批评，又有殷切期望的由衷之言，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启迪，对他后来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虽然他长期形成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仍在经常影响着他的活动，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不愿落后于现实，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
大力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促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它预示着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工农运动与武装革命斗争的相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空前伟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预示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全面崩溃和灭亡。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满怀革命豪情，深入工农群众，动员工农群众参加国民党，参加工农群众组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孙中山出席工农大会，号召工农群众为实现三民生义而奋斗。1924年5月1日，在庆祝五一节的工团代表大会上，他号召工人要组织起来，要“同世界各国的工人合作”，“联成一气”，向着共同的敌人――“外国资本家去宣战”，向着帝国主义宣战，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1924年8月，他先后在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号召“农民大联合”，组织农团军，把“从前被人抢去的利益……争回来”，实现“耕者有其田”。
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罢工。同年10月，广州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坚决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配合革命军，迅速地粉碎了英帝国主义豢养和支持的反动商团的叛乱。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工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屠杀，举行了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上海市各界人民实行了“三罢”。接着，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都展开了一场伟大的反帝斗争。其中省港大罢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至1926年10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参加罢工的工人有25万人。罢工工人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实行罢工、封锁和抵制相结合的政策，使“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英国《邮报》哀叹：“一九二五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省港大罢工对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出师北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农民运动也勃然兴起。广东是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较早地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农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纷纷加入了农民协会。从1924年至1925年5月，全省组织了农民协会的县就有22处，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有21万人以上。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至1926年5月，全省则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62万人。农民自卫军也相继成立，他们在省农会的直接领导下，与地主豪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掀起了减租、抗捐、抗高利贷、禁赌，兴办学校等的反封建的高潮。农民群众还积极地支援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和南征等斗争。沉寂的农村，变成了反帝反封建战斗的前线。
在工农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武装革命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孙中山一向重视武装革命斗争。国共合作后，他更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1924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他指出：“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了!”还进一步提出了要把革命军队逐步建设成为人民的军队。孙中山说：“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
黄埔军校，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很快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军事骨干，为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为了粉碎卖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等军阀的颠覆阴谋，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积极地开展了武装革命斗争。1925年2月、10月，先后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在省港罢工工人和海陆丰、广宁等县农民群众的有力配合下，进行了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反动军队；10月的南征中，消灭了邓本殷反动军队；6月，平定了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正式开始北伐。随着北伐军的进军，各省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如“北伐军一进入湖南，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和给以各种支援”。“醴陵之役、长沙之役、平江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都是由于农民和工人的参战，以极小的伤亡而得很大胜利。”从北伐军进军开始，前后不过十个月，就打到了长江流域，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以工农运动相结合，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相结合为特点的革命斗争，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取得了空前的巨大胜利。
上述三例，可以充分说明：孙中山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能够虚心接受诤友――共产党人的帮助，从善如流。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艰苦奋斗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正是基于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够使他在国共合作中表现出如此崇高的风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协调和团结是其高度兴旺发达之必要条件。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实现了革命力量内部之协调，扩展至中华民族之大协调，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进步。今天，当亿万炎黄子孙正在为完成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而奋斗时，孙中山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谋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乃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都应当学习孙中山先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国共合作思想，积极谋求尽早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