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陈独秀：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探索者、制定者以及执行者
非我族类 2018-01-16
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很不完善，党员数量也屈指可数，社会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虽然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党员数量的增加，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但要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任务，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与此同时，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迫切需要寻求新的革命盟友，寻找新的革命出路。这就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联系的共产国际和苏俄，自然就成了两者合作的桥梁。
中共建立初期的经费，主要靠苏俄资助。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其经费的90%来源于苏俄。当然，此时的共产党，组织规模不大，所需经费不多。所以，苏俄的经济支持，从绝对数上看不大，但占的比例极大。特别是1922年以后，随着工农运动的展开，没有经费就无法活动，苏俄的资助就显得至关重要，
陈独秀个性极强、不愿受他人左右。但是，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想独立也独立不起来。他曾经为共产国际干预太多而大发脾气，但除了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外，毫无其他办法。
苏俄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中国不是只支持共产党一家，起初，它曾在张作霖身上做过文章，后来，又极大地支持冯玉祥。在国共两党之中，它既支持共产党，也支持国民党，而且更看好国民党。参加甚至可以说是左右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马林，就在中共一大以后，马上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张继接触，接着又到广州，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远东一大期间，列宁既接见了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又接见了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
国共合作理论的形成
1922年至1923年期间，陈独秀以其特有的明快犀利、充满睿智的笔触，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几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等，阐明了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并据此形成其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国民革命论。对于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他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
陈独秀认为，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又因为封建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封建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个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必需待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农村才有社会革命之可能与需要。而中国工人则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在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只是极少数，所以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他们参加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对内要求政治自由的国民革命，这种一般的政治自由，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资产阶级掌权或是无产阶级掌权。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前途，这要视工人阶级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他主张，目前仍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陈独秀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阐述国民革命论，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找到了与孙中山反帝理论的共同点。
国共合作方式的选择
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孙中山强调：国民革命，唯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
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从内心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
孙中山拒绝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后，马林又提出一种“党内合作”，要求“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清楚，两党如此合作，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因此对这一方案表示反对。
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也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为何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马林看来，“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得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竟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同时，马林也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软弱涣散、成分复杂，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毋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急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考虑更多的是新政权的安全。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指望孙中山革命成功后，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的治理权益:二是指望孙中山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共产国际的纪律为由，迫使中共接受这种党内合作方式。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了种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了一条新的“党内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激烈争取，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看似与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相似，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仍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即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两个伟人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