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国军队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哪些问题
非我族类 2018-01-12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设军队，是我们党从建军之日起就着力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事关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事关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永放光芒，在于会议所做出的决议深化了对军队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确立了我军的根本原则、根本宗旨，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第一次系统回答和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设军队”的问题。
一、正确定位军队与党的关系，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听谁指挥、怎样指挥”的问题
军队听谁指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军队建设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前，年轻的党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党与军队的关系。对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建军初期，党放弃了在革命军队中的领导权，结果致使革命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南昌起义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起义部队在思想上开始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等口号。起义部队还建立了各级党组织，设立了两级党代表和三级指导员，建立了政治部。把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坚实可靠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虽然党内对“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形成了普遍共识，但对于究竟“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内军内还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针对秋收起义失利的实际，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确立了整个部队统一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原则，第一次实行了班有党有、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从上至下建立了从前委到支部、党小组的一套完整的党对军队直接领导的组织系统，从而解决了“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但由于受种种局限，“支部建在连上”的实践创举并没有能够在军内得到普遍施行。特别是随着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军内逐渐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建设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就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后来“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当时虽然普遍认为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但对怎么样坚持和实施党的领导却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认为要按照毛泽东三湾改编确立的原则实行党代表制。“支部建在连上”；有的主张取消党代表，减少支部的权力；还有人提出要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搞“一长制”，说“前委管事太宽”。
古田会议批评了这些错误认识。《决议》明确规定：“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并重申了团、营建党委、连建支部、排建小组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党的纪律，对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还强调了要从思想上建党，抵制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否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认识思想。在三湾改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认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从此。我军自觉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二、正确定位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解决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为谁的利益而战，最本质地反映着一支军队的性质与品质。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一根本宗旨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军队的最高行为准则。
在建军初期，红军究竟是以私人利益为宗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广大人民为敌，还是紧紧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事关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红军建设发展的方向。古田会议召开前，由于旧军队思想残余的影响，党内、军内在处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还是单纯地打仗?红四军党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认为红军只管打仗，不管建党建政，表现出单纯军事观点；有的热衷打大城市，轻视武装工农群众，提出“走州过府，流动游击”，存在流寇思想。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表明党内、军内对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需要及时全面统一思想，指引前进的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一性质和宗旨决定了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如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还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进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以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人民军队的本色。《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准确地把握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从而消除了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正如罗荣桓元帅所指出的那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按照古田会议规定的方向前进，自觉践行了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全心全意为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我军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促进了自身发展，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三、正确定位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军事工作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根本工具。解决了“谁服从谁，怎样服从”的问题
政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这是古今中外建军治军的一条铁律。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既不能对立，也不能分离，更不能颠倒，必须始终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统一于军队建设之中。古田会议召开前，由于受到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对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有的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有的颠倒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重军事轻政治，认为“军事领导政治”，“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还有人主张“司令部对外”，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在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广大基层官兵也认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甚至说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把政工干部称呼为“闲杂人”。虽然以上这些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这种违反军队建设规律的普遍性错误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清除，必将对军队建设发展和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古田会议决议》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脱离党的领导、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批评那种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决议》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斗争。这一论述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服从谁”的问题，使军队建设掌握了科学的规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更好地解决军事“怎样服从”政治的问题，《决议》提出应提高对“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的认识，指出这是红军同白军的根本区别之一。同时，《决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对军事机关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这样就进一步破除了单一军事首长制，通过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保证了军事斗争的正确方向。《决议》还明确规定“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并对各自的工作范围作为明确规定。这些阐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确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奠定了基础。在要求军事服从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古田会议决议》还明确要求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组织建设等各项政治工作都要围绕军事工作来开展。为军事训练和武装斗争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样。古田会议决议就科学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军事、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从此，我军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紧密结合，促进了军队建设发展的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