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将军机要秘书、西北军将领回忆北京政变

　　从发动到结束，北京政变仅仅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这一夜却是冯玉祥精心策划良久的，其惊险程度恐怕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能体会。本文摘录的是这场政变的亲历者对此的回忆，本文的叙述者是冯玉祥将军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西北军的将领。
　　1924年10月22日夜，冯玉祥将军从热河前线班师回京，在胡景翼、孙岳部配合下，发动北京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请求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政。本文作者为冯玉祥将军的机要秘书，亲历了这一重大事件。应本刊要求，作者之子将尹新田老人留下的记录整理，再现了当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处决李彦青
　　李彦青原是一个替曹锟擦背搓澡的仆从，虽不学无术，但却擅长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竟然当上了有权有势的总统府军需处处长，并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曹锟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当时，冯玉祥将军急需武器装备，经曹锟批准后到兵库去领，而李彦青却说：“兵库的武器弹药是用国库的黄金白银从德国买来的，谁要也得拿钱买。”冯将军派高参蒋鸿遇去交涉，李彦青坚持说拿10万大洋来，我马上就给武器。冯玉祥咬牙筹借了10万大洋派人送给了李彦青，才给了装备。
　　进入北京后，冯将军亲派卫队团团长魏风楼带领手枪营越墙潜入李彦青家，捉住李彦青。李彦青企图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瑞士名表和金戒指等贵重财物贿赂看守，放他逃走。看守当即揭发了李的无耻行径，冯将军和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都说：“这个李彦青真是个不吃粮食的坏蛋，凭他做的坏事真是死有余辜。”几天后，李彦青就被公开处决了，为民除了一害。
　　冯将军还曾经不止一次地重提李彦青，以他为“反面教员”，教育我们这些在冯将军身边工作的人，向我们讲述“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之道，并说：“真正的君子，与小人水火不容，也不会重用小人；凡重用小人者，首先是自己对吹牛拍马这一套很受用，但却没想到‘拍马’者主要的目的是为‘骑马’。不识此理，日后必受小人之害。这虽是个浅显道理，但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为官者，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那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廊坊惊魂
　　段祺瑞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他以“各方态度尚未尽明了，一时不便入京”为由，邀冯将军和张作霖一同到天津去“议事”。为催促冯将军尽快去天津，段祺瑞还于10月9日专派罗开榜到北京去“请”冯将军。冯将军没有和摄政内阁总理黄郛等要人商量，独行其是，带着参谋长熊斌，高参蒋鸿遇、王乃模等人，就于11月10日去了天津，我和魏风楼、陈天秩、丁良俊等人随行。
　　当时，专列只挂了四节车厢，第二节是头等车厢，是为冯将军等长官们准备乘坐的，第一、三、四节车厢都是闷罐车，是我们随行人员和卫队乘坐的。
　　专列就停在丰台车站，冯将军进站后，和熊斌、蒋鸿遇、王乃模等人一起上了第二节头等车厢。但不知什么原因，临开车前，他一个人又上了我们乘坐的第三节闷罐车。因为车厢中没有座位，大家临时在车站上找了几个帆布行军床和木凳放在车厢里当座位。冯将军先是靠着车厢壁坐在一只木凳上，开车后不久，他说有些疲劳，想躺一会儿，同行的丁良俊连忙脱掉自己的大衣铺在一张行军床上，我把自己的挎包塞在大衣的一个袖子下面，给冯将军铺好了一张临时的“床”，冯将军就躺下休息了。我们其他人有的靠车厢壁坐在行军床或木凳上，有的就干脆坐在地板上。
　　火车开出廊坊站后，还没有到达杨村站，正当大家都在打盹时，突然，“哐当”一声巨响，列车突然加速，我们都被摔在地板上，向后猛滑，我撞在一个卫士身上，那位卫士成了我的“垫子”，重重地撞在车厢壁上，头部当即受伤，鲜血直流。挂在车厢壁上的马灯也摔在地下熄灭了，车厢内一片混乱。
　　不知是谁突然大呼：“先生！先生！（指冯将军）您怎么样?”这时，有人打开手电筒，照向冯将军睡的行军床，万幸！冯将军的睡姿救了他。他头朝列车前进方向，而脚部的床头又恰恰紧靠着后车厢壁，所以毫发未损。而坐在头等车厢中的熊斌参谋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头部、腰部和手指都受了伤，一到天津就被送进了医院。
　　事后得知，这次专列后面有火车头快速冲过来追尾相撞，是曹锟和吴佩孚的死党，因对冯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极端仇恨而采取的报复暗杀行动。万幸的是，组织暗杀的人可能是计划不够周密，没能让火车头迎面撞上冯将军的专列，如果那样，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
　　就在冯将军到达天津的同时，张作霖也亲率两个师的精锐部队从东北锦州如期而至。冯、段、张三人就在段家大院中秘密开会，列席的仅有卢永祥、梁鸿志、王揖唐等少数人。这次会议在段、张的压力下，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并于11月15日发了通电。
　　隐居天台山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由天津带着幕僚、侍从等来到北京。11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26日，冯将军带领全家搬上了京西天台山慈善寺。我作为冯将军的机要参谋，也随冯将军一家上了山。
　　冯将军上山后，先后接待了来山上看望冯将军的徐谦、于右任先生。段祺瑞政府的国务委员许士英也派他的秘书黄伯度上山，与冯将军商量赴天津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具体事宜。后来我曾去黄伯度位于北京市内景山西街的办公室为冯将军传递密信。
　　奉军首脑张作霖也曾派其子张学良带了一件名贵的貂皮大衣上天台山送给冯将军，还送给我们每个随员一双皮手套。那时，张学良年轻英俊，气度不凡，我让座后，张学良说：“我奉父帅之命来看望冯大叔(张作霖和冯玉祥也是互换过金兰的“把兄弟”)，请禀报！”冯将军与张学良在山上单独谈了很久。后来才知道，张学良这次上山，是张作霖为劝冯将军下山离开北京，接受段祺瑞的委派，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而精心安排的。
　　冯将军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通电全国，将“国民军”改名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此时，根据段祺瑞的建议，张作霖也将奉军改名为“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自此以后才有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这两个名词。
　　冯夫人三次探望中山先生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陪同下带着重病从天津到了北京。
　　冯玉祥将军得知中山先生病情加重后，一面多次嘱咐时任首都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做好孙先生的安全保卫工作，一面要我陪着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铁狮子胡同看望孙先生。到了孙先生寓所，宋庆龄女士在客厅接见了我们，向李德全女士转达了中山先生对冯将军发动首都革命的称颂和慰问，在座的还有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
　　1925年2月27日，冯将军再次派我陪同夫人李德全女士，持其亲笔信，乘专车从张家口去北京。在宋庆龄和陈璧君陪同下，第二次看望孙中山先生。因为中山先生此时病情已经恶化，医生已不允许孙中山先生多说话，所以，见面时间不长。孙中山先生吩咐其子孙科，将其带来的《三民主义》6000本、《建国大纲》1000本和《建国方略》1000本赠送给冯将军。
　　1925年3月8日，冯将军得知孙中山先生病危，第三次派李德全女士到北京铁狮子胡同看望孙先生。在客厅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安静地躺着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孙夫人拉着李德全的手走到病榻前，孙先生此时说话已经很困难。李德全女士一双湿润的双眼看着孙先生，拉着孙夫人的双手一直在颤抖，默默无声的慰问真是胜过有声。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就在中山先生逝世的当天，冯将军在张家口下令“全体西北边防军将士戴黑纱，服孝七日哀悼，各部队、各级政府、各机关单位下半旗志哀”。同时，捐助丧仪万元。
　　有人说，冯将军曾亲自拜会过孙中山先生，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冯将军虽然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并在“北京政变”后亲自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政，共商国是，但二人从未谋面。
　　（本文口述者尹新田为西北军将领，北京政变时任冯玉祥将军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