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毛泽东和朱德因军队建设产生怎样的争论
非我族类 2018-01-04
建立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该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挥着更为年轻的红军，在战火硝烟、血火考验中，探索着前路。1929年12月底，这支新生军队最为骨干的一部——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九大”，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这一刻起，人民军队军魂铸就。
“朱毛”的争论
1929年5月底，转战闽西的红四军在小镇湖雷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会议。在这支年轻军队的两个灵魂人物——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在于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
自从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红四军成立之时就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机构。
而在湖雷召开的是红四军前委会议，前委是前敌委员会的简称，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在军队里的代表机构，主要领导人及其组织成员由中央指定。在红四军内部，前委直接领导军委即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成立，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任党代表，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前委委员朱德兼任红四军军长、军委书记。
这个领导体制确立后不久，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一路血火。没有根据地，部队要应对的敌情瞬息万变，前委和军委“并存”，不利于迅速果断的指挥。所以，朱毛红军决定暂时取消军委，全军行动归前委直接指挥。
在湖雷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朱毛之争”看上去是在争论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这个机构，但双方分歧的根源远不止如此。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实质上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江华所说的“由来更久”的分歧，其实时间根本说不上“久”。此时距离南昌起义还不到两年时间，红军尚处“幼年”，还不是一支完全成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也还不到八年，同样处于“幼年”，又刚刚拿起了枪杆子。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更为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披荆斩棘地探索着前路。
一系列的思想困惑、原则问题摆在眼前，亟待厘清、统一，分歧和争论也就在所难免。“朱毛之争”的实质和意义正在于此，两人都在探索和求证着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风起临时军委
当时红四军有一个临时军委，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是刘安恭，他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个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第三号领导人，当时加入红四军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月。
刘安恭是带着《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来到红四军的。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调朱、毛“速来中央”。这封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中央指示发出的前后，正是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后最危难重重的时期。但是从“二月来信”写成到送达，两个月过去，时过境迁，已经“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执行，带了这封信来的特派员刘安恭，倒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身上多少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傲慢与偏见，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他对毛泽东的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不以为然。
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机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甚至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这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必将引起党内的混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和批驳。
矛盾终于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上爆发，并且是以毛泽东和朱德直接争论的形式爆发出来。
湖雷会议争吵了一天，没有结果。这时候敌情突变，红四军被迫转移。在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争论还在继续，恢复军委的提议被党员代表投票否决，临时军委被取消，争论还是没有停止——争论的核心已经聚焦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红军的性质。
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中，刘安恭等人支持朱德，而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赞同毛泽东，使问题趋向复杂化。林彪还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对朱德提出尖锐批评。而刘安恭则到处游说，并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了派别等等，散布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有鉴于此，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在信中说：“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红四军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朱德在信中说：“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
可见,爆发于红四军灵魂人物间的这场争论,没有掺杂半点私心,两位伟人的坦荡胸襟展露无余。
九月来信
“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干这种不生不死的书记，请求马上更换，离开前委。”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让很多人瞠目的决定：辞职。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时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代理。
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终止争论，化解矛盾。
“七大”主持人陈毅担子不轻。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因为党内严重争论造成的不良影响，红四军“七大”决定给朱德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付较大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则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去蛟洋养病。争论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陈毅只身秘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陈毅撰写的报告，表现出了他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鉴于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了解和新的认识，中央把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就交给他起草。
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意见，对红四军的军队建设以及军队发展方向和战略，也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前委在军委设立问题上的争论，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
同时，这封信也指出了朱、毛二人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陈毅将文稿送交周恩来阅定。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随后，他在信尾签上了发信日期：9月28日。
这封信因此在党史上被称为“九月来信”。
10月1日，陈毅怀揣着“九月来信”，几经辗转，终于在10月22日找到了率部转战到广东松源的朱德。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长汀红四军军部重逢了。三双大手握在一起，前嫌尽释。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
星火燎原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
大会经过两天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