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军史上的两大里程碑：三湾改编、古田会议
非我族类 2018-01-04
一、党在军队中最初的“支部建在团上”政治工作制度
考察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史，现在史书上常从“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开始。其实，“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还有其前身及直接借鉴，这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之初的“支部建在团上”;而“支部建在团上”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我国最早起始于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的军事骨干，许多人是出自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离不开黄埔前几期学生开创性的示范与指引，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政权及其军事发展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如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主官大多数来自黄埔军校，其中有50多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工农红军最初借鉴使用和创建的军事、政治制度无疑深受黄埔军校的影响，而且许多是直接移植于国民革命军。关于这一点，以往我们的史学界极少讲，甚至避讳讲，采取了“掐尖”的态度，其实这是不得要领，不懂我军的发展壮大历史。而完整地讲述这段中国现代军队政治工作历史，有比较就会有区别，就能更清楚地认识来时的路起点在何处，为什么这样走?更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关于政治建军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底蕴和创新价值。
黄埔军校在1924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建校之初，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亲自担任招生工作，为军校招生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周恩来、熊雄、鲁易、恽代英、聂荣臻等大批中共党员担任了军校的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孙中山先生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指导思想深刻影响着军校的教育方针，特别是政治教育。军校以及随之建立的校军、国民革命军，学习和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建军制度和方法，率先在团一级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实行党代表制度。这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8月初，周恩来从法国返回广州到军校任职，指导建立了以蒋先云为书记的第一届中共黄埔支部，归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军校中蓬勃开展起来，如在第1期学生中共党员占1/8，在第4期政治班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则占到1/4，加上进步学生，中国共产党员及进步势力在早期黄埔军校中有着堂堂阵容。这些革命先驱，正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早的各级军政指挥员。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在该团首次设立国民党的党支部，这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团级战斗单位设立党支部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团一级战斗单位设立党支部始于整1年后的1925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全团约2000人，叶挺任团长。该团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建立了团级单位的中共支部。中共党员有团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1营营长曹渊、第2营营长许继慎、第9连连长胡焕文，是黄埔1期毕业生;第2连连长吴道南、第4连连长卢德铭、第6连连长袁炎烈、机枪连连长练国梁、监视队队长蔡晴川、担架队队长张堂坤，是黄埔2期毕业生。叶挺独立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唯一正规军队。该团后在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
中国共产党自从拥有自己的武装之后，就十分重视军队的领导权。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当时还没有“绝对领导”的提法，但党领导军队的思想是比较明确的。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这次起义的领导核心。起义后，党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提议，在起义军中的军、师两级设立了党委，在各团设立支部，在连设小组，对军队实施领导，明确提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但由于当时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公开仍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加之党对军队工作重视不够，因而未能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二、三湾改编时首提“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建军思想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虽然上有前敌委员会，在起义军的3个团各设1个支部，但部队管理仍采用旧军队及黄埔校军、国民革命军的制度。部队中的军阀主义严重，官兵关系紧张;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革命斗志低落;有些旧军官留恋旧军队的生活方式，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部分官兵携枪当了逃兵，甚至背叛了革命。这样的军队部队既不能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也不能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起义军自暴动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接连打败仗，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牺牲、逃亡极其严重，人员由5000余人锐减到800余人，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9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永新县九陂村。在如此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竟然在这个当时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停驻了3天。此时的毛泽东所思考的紧迫大事就是如何使前委能够牢固地掌握这支部队?他强烈地意识到：只有真正地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才能在今后的转兵中有所作为。
在九陂村驻扎的3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军政干部交谈。在交换意见中，大家首先认识到打败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通过交谈，他们的思维互相碰撞，触动了一种新奇的灵感，这就是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萌生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思想。决定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看上去一身书卷之气、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毛泽东，能够把部队的现状看得如此清晰、理智，实践证明了他在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问题上的睿智。对部队实施改编等重大决策逐渐成熟于胸的毛泽东，于9月29日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九陂村到达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黄埔1期毕业生陈浩、张子清先后任团长，多余的军官编入军官队;派人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取得联系，目标坚定地走上井冈山。特别是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这些措施表明，毛泽东已经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表示到了相当彻底的程度，尤其是两个“建在连上”，此后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灵魂所在。如此恢宏的建军构架、重大举措影响深远，其核心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所确立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而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的政治建军基础。
三、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屡受挫折的危难关头，牢牢地统领部队，成功地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树立“军魂”意识所进行的最早的实践与探索，牢固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此后的井冈山军事斗争实践更加证明，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所实行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建军，优胜于蒋介石黄埔校军、国民党军的“支部建在团上”的军事主官一长制。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此后有不少人因为不习惯红军中的这一政治建军制度而退出红军，开小差当逃兵，三湾改编时的最高军事主官陈浩团长等人甚至背叛了红军。1928年，在南昌起义军余部和秋收起义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按照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对刚改编合并而成的红4军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但由于受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和小农意识等各种落后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进而导致了军、政之纠纷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去政”和“非毛”思想发作，也就导致了红4军第7次党代会围绕党对军队领导等问题的大争论，也即有了随即召开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基本经验，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道路，全面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核心内容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重申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会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初步形成，后又在同王明、张国焘等错误路线斗争中不断完善和成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历程，从胜利走向胜利。
古田会议，还规定了一整套的红军政治工作制度，规范红军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强调红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这些都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我军行动的基本遵循和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再回头综合考察我军政治工作的源头和所走过的路，溯源黄埔军校的历史，可看到早期黄埔毕业生都不乏“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其校歌第一句就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所说“党旗”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可以理解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的镰刀锤头旗，因为在早期的毕业证书上就清楚地印有国共两党旗帜的显著标志。但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所确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特有的民主制度，却正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所欠缺的。弄清这一点，就可以容易理解为什么红军能实行官兵平等，实现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而国民党军就做不到。也正是因为如此同一来路却在此节点上的分叉，使红军的战斗力倍增，国民党军却是节节败退，最后退出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