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陂头会议背景 二七陂头会议内容

　　中国革命早期探索之时，党内难免分歧，对这些分歧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才让党和红军越来越和谐，并最终发展强大起来。二七陂头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这一类分歧，所以，和其他的会议一样，这场会议为之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二七陂头会议的背景和内容。
　　二七陂头会议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赣西南地区的中共组织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开辟了若干小块的红色割据区域。到1928年春，以东固为中心的“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的建立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经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成就，说它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当时群众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美称。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敌人发动了对闽西苏区的联合“会剿”，围攻红四军。为了将敌人引出闽西，打破“会剿”，发展闽西苏区，扩大赣西南根据地，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和武夷山中部进军。1930年1月7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闽西古田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则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挺进赣南。1月24日，红四军4个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在此之前，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由湘鄂赣边也来到了赣西。
　　两支主力红军不约而同，先后进入赣西南，给赣西南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赣西南的红军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促进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然而，在斗争剧烈和繁重的任务面前，赣西党组织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赣西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的一方，和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的一方，在对待时局的估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攻打吉安的策略和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1930年1月，在遂川雩田召开了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赣西特委之间的纷争和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此时，赣西特委在“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恰逢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已到达赣西永丰的藤田。2月初，当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新成立的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到藤田，向红四军前委汇报赣西的情况。
　　毛泽东等红四军前委听取汇报后，得知由于赣西特委领导成员间的严重思想分歧，使各项主要工作停顿的情况，即根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商定，为了统一赣西党内的思想认识，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于2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达陂头后，即同刘士奇、曾山等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后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会议提前举行。
　　二七陂头会议内容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和会议筹备的基础上，1930年2月6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举行了预备会。由于会议提前召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党、政、军代表，陆续到达陂头村。2月7日至9日，在陂头村一栋前后两进的梁家宗祠召开了正式会议。出席会议代表共有50余人，他们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及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第六军军委书记、军长黄公略及王如痴、姚起华；苏维埃党团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第六军各纵队负责人；还有东固、纯化、延福、阜田、同水、金滩、富田、儒行、儒林、中鹄、水南、水东各区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县委代表以及陂头附近区域的活动分子等。红五军军委书记彭德怀及滕代远因赣江涨水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兼作红五军的代表；赣南特委代表没来得及赶到陂头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陈毅也因故未能参加。会议推举毛泽东、刘士奇、曾山为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主持并领导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组织问题等，从而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及其如何实施。
　　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详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与会代表联系当地斗争实际，紧紧围绕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特别是对“攻打吉安”和“分配土地”两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经过深入讨论，与会代表在对当前形势、敌我态势、红军任务、土地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解决了赣西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会议分析形势，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党的三项主要任务。会议对国内外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和估量。大家认为，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加剧，财经危机遍布全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红色武装斗争有了大规模的开展。大家普遍认识到“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他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由此，会议认为“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
　　会议根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估计，提出了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争取江西全省的口号；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指出“由于这三大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对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会议强调指出：“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
　　（二）在土地问题上，会议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等做法。强调在土地问题上，应坚持“一要分，二要快！”的原则。在土地分配上，议会代表反映出两种不同意见：一方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另一方则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争取群众。与会代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借鉴各地土地斗争的经验，经过认真讨论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 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要争取群众，就必须首先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大家赞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
　　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并根据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及各地调查研究所得到的材料，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又称（“二七”《土地法》），这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之后的又一部土地法令。“二七”《土地法》 内容全面，结构完善，在革命根据地土地法令文件中，第一次设置了“章”和“条”的条款。它共有四章三十三条，较前两部《土地法》分别增加了24条和25条。“二七”《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没收内容、分配对象、分田数量标准、以及废除债务、缴纳土地税等方面作了更为明确的或新的规定。
　　第一，在没收对象、没收内容上更明确。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七”《土地法》则明确规定：“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即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第二，在分配对象上更全面。“二七”《土地法》规定“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于“贫苦农民”；“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乡村中工商学各业”，“得酌量分与田地。”“游民分田者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收回田地。这些规定有利于苏区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第三，新增了“废除债务”等章节，这是前两部《土地法》所没有的内容。明文规定：“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要清还。”还规定“工农穷人欠商家交易之帐”、“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帐”等如何“免还”、“归还”的界限。此外，“二七”《土地法》规定土地税按分田数量分八等征收，并按50％、10％、20％、10％的比例分别由乡、区、县、省苏维埃支配。上述规定，充实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法，表明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及深入发展。
　　（三）在军事问题上，会议确定了“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会议肯定扩大红军第六军是正确的，指出“扩大红军与建立地方武装是目前争政权、分土地，反帝反军阀的唯一任务。目前红军要集中，群众武装要加强。”会议在讨论攻打吉安问题时，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人反对攻打吉安的主张，认为这是“左”倾盲动。刘士奇、曾山则主张攻打吉安，认为这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经过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在攻取吉安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肯定“打吉安”政策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军事上首先要攻取吉安。会议同时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战略战术部署，是拉开攻击架式，围而不攻，首先解决吉安周围之敌，然后再一举攻取吉安。
　　会议确定“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提出攻打吉安的6个口号，即“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打到吉安去消灭军阀混战”、“打到吉安去武装拥护苏维埃”。会议要求各部队、各政府、各群众组织应把这些口号立即向工农士兵及被压迫民众进行宣传，张贴在每个城乡的墙壁，为攻打吉安和夺取江西全省大造声势，使国民党军心恐慌。会议对主力红军的调动和农民武装作了具体部署，同时要求大力发展壮大地方革命武装。
　　（四）在组织问题上，会议决定成立了共同前委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分析讨论了赣西、赣南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从组织上加强和统一党的领导。提出“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红四、红五、红六军则分别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指挥。共同前委人选由各军负责同志和闽西、东江、湘鄂赣边、赣西南等特委负责同志组成。会上共选举产生共同前委委员17人，他们是：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共同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行动。其后红四军军委成立，潘心源担任书记。
　　这次会议还决定将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1929年下半年，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约有近半年时间没有与省委取得联系，致使三特委机关不健全。1930年初，江西各地党组织进行调整，1月，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在遂川雩田召开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赣西特委。在“二七”会议上“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指定新的名单，成立赣西南特委” ，并指定刘士奇、曾山等为临时负责人。会议还决定择日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
　　（五）在政权问题上，会议要求省、县、区、乡迅速建立苏维埃政府。会议批评了赣西南有些地方割据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的错误，指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现象，要求各武装割据区域都必须迅速成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会议决定召开“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
　　此外，会议还决定将东固红军教导队扩编成立为赣西南红军学校（亦称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