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毛泽东重树权威的起点
非我族类 2017-12-28
权威，即权力加威信。《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目前，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在党中央与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果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来考察，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但是，如果从他的权威领导的形成来说，则不尽确切。这是因为，领导地位指的是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担负的责任，权力与权威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有所区别。权力是建立权威的重要条件，但有了权力不等于就有权威，还必须建立让人主动服从的威信。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参与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在张闻天的支持下，开始重掌军权。扎西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团结党内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施展强大的影响力，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略眼光，为党和红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策略，通过一系列重大胜利逐步赢得党内、军内同志的再次认可、追随，重新树立起政治、军事权威。扎西会议成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重树权威的起点。
一、“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大权旁落
毛泽东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权威。这种权威不是天生而来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权威建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来自党内的几次挑战和严峻考验，其中最关键的一次，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下，毛泽东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权威的最初建立，源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和不断摸索，在井冈山率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一次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威望。1929年至1930年，毛泽东在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威。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3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指挥红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3次“围剿”中，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进一步树立了权威，这种权威也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1931年1月，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并成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同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毛泽东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其权威达到无人可及的程度。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面临着严峻考验，其权威将遭遇来自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大挑战。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加上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致使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频频出现。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统治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广，造成的损失最大。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接受了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使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同年4月，中共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新到的中央代表团，一方面执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一些正确意见，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1年9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任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临时中央领导人很快把“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推行到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临时中央代表与中央苏区领导人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犯有“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极严重的错误”，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职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告，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归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指挥。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临时中央要求中央红军进攻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批评苏区中央局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在敌情严重威胁赣南根据地的情况下，1932年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之后，在红军行动方针上，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与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等人又发生了意见分歧。为解决分歧，同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左”倾教条主义实行宗派主义，排斥和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又一次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
宁都会议后，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辖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制定的方针，要求红军主动出击。此时，毛泽东已失去军事指挥权。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战役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才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与此同时，临时中央坚持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路线，断送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形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和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这就使“左”倾教条主义方针进一步贯彻到中央苏区。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实际上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此时，毛泽东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但由于屡遭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和政治决策，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取得完全的统治后，继续在根据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继续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其直接后果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结果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举行艰苦卓绝的长征。1934年5月，中央书记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因此，遵义会议之前，以博古、李德为中心的“三人团”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政治、军事指挥的领导者。
二﹑扎西会议开始重树军事权威
毛泽东权威的重树，是建立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并且他首先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策略家，不断地战胜敌人而逐渐获得威信和地位的。其军事权威的重树，开始于扎西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行动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红军长征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经过不到半年的长途转战，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到遵义时只剩3万余人，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对军事指挥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党中央多数领导人意识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遵义会议之所以召开，就是要解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重点批评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取消“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领导人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决定了其在军中的权威，进而决定了其在党内的权威。遵义会议上，关于红军指挥权问题，由于党内仍有部分同志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政治局委员凯丰就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因此，会议明确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仍是周恩来，毛泽东起辅助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他的军事领导地位并不十分稳固，他在军内的权威还无从谈起。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军队高层人物对毛泽东的态度。遵义会议后，红军所面临的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8日，因对敌情侦察和判断失误，导致土城战斗失利。原估计守敌只有3个旅5个团约6000人，实际上有5个旅10个团12000多人。由于敌人火力较强，占据有利地形，加之川敌廖泽、达凤岗、潘佐3个旅前来增援，土城战斗虽经红军奋力攻击，歼敌千余人，但自己伤亡也大，损失约4000人。军委下令迅速退出战斗，从土城等几个渡口一渡赤水河，分多路西进，到扎西地区集结。毛泽东等人指挥的土城一战失利，让“左”倾领导人找到攻击的理由，博古就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2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大河滩召开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决定了新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以“大规模的游击战调动敌人”。
扎西会议作出的决议，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军事有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一是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决议》是根据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其中主要的毛泽东的发言，由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批判了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错误，从另一方面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二是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了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作出改变北渡长江计划、在川滇边境机动作战和创建新苏区的正确决策；三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精编缩编问题，精减了部队笨重装备；四是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人员，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开创川滇黔边区根据地；五是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
根据扎西会议制订的新的战略方针，2月11日，红军分两路挥戈东进，主动避开堵截红军北渡长江的敌重兵集团，二渡赤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急进。中央红军首先占领桐梓，接着攻克娄山关，2月27日重占遵义，并乘胜将敌人追击至乌江边。这次作战，共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件。这一仗，不仅是扎西会议后取得的第一个伟大成果，也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在党内和军队中造成巨大的影响，使红军指战员扬眉吐气，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开始得到党内、军内同志的认可。毛泽东为此专门作了《忆秦娥·娄山关》一词，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他的词句可以看出，毛泽东将此作为新的起点。
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后，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政委。这一新的建制和任命，使毛泽东具有在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的权力，但行使权力并非一帆风顺，毛泽东的权威地位的重建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在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我就辞去前敌委员会政委职务。会议通过民主表决，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会后毛泽东再次找周恩来、朱德做工作，最终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从而避免了可能给红军造成的损失。这次争议后，张闻天很快认识到，战争瞬息万变，靠中央会议民主表决的办法实行军事指挥贻误战机，因此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央红军军事统帅，为他施展军事才华、重新树立军事权威创造了条件。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领导下，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毛泽东在云贵川上演了一部“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大戏，已经成为我军历史上一个传奇。尽管林彪当时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但由于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大权，能够放手大胆地运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机动灵活作战。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云南西北方向前进，并抢占金沙江渡口。1935年5月2日至9日，中央红军3万人马凭借6只小木船，从云南禄劝县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从此摆脱了长征以来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1935年秋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对毛泽东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作了生动的描写，说：“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以扎西会议为起点，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在短短3个多月内，先后取得了奇袭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扭转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通过这些无可辩驳的实事，重新树立起毛泽东的军事权威。
三﹑扎西会议开始重树政治权威
毛泽东政治权威的重建，是与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中，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扎西会议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组织上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本来，扎西会议期间，毛泽东有机会出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讲到，当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时，周恩来曾提议由毛泽东做党中央负责人，但毛泽东考虑到党内人员状况和思想状况，力推张闻天出任。这一点，也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证实。1963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提到：“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一位坚持真理、作风民主的领导人。据杨尚昆回忆：“闻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当时，张闻天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崇拜，他是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实事求是而尊重与支持毛泽东，他与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正是由于指导思想和对事物的看法一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诚恳地说：“遵义会议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因此，从扎西会议开始，党内逐步形成了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扎西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重树权威的起点，这一点从党内高层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长的凯丰（何克全）支持博古，对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并不赞同，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然而，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扎西会议上，凯丰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41年1月15日他在文章中写道：“1934年12月——1935年1月间遵义。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这段文字中，凯丰对时间、地点的记忆虽然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可以说明毛泽东在党内权威的重树开始于扎西会议。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大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在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总司令说：“中国过去有好多领袖人物，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毛泽东“才解决了中国问题”。
综上所述，扎西会议是毛泽东重树军事、政治权威的起点。扎西会议期间及其以后，毛泽东以正确和战略策略、高超的驾驭能力和成功的战争实例逐步赢得党内、军内的认可，开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领导，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军事、政治权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通过大量的哲学研究和撰写一系列经典著作，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权威。尽管后来毛泽东的权威遭到了张国焘和王明等人的挑战，但再也没有人能撼动其权威领导了，他的领导地位得到全党全军高度一致的拥戴，并终其一生。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否定某些个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巨大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权威的重新确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确保了红军长征取得最终胜利；二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三是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大伟人之一，永远载入光辉的史册。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