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和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
非我族类 2017-12-28
时间回到83年前的那个秋天，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不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内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湘江的五昼夜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惨烈至极。几十年过去，那里的老百姓还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民谣。湘江之战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掌握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意图，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设下一举歼灭红军的包围圈。面对危局，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军和错误指挥。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央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严肃审视和果断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依据现有史料分析概括，湘江战役惨败之后，红军在行军打仗及短暂休整的路上，中央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先后召开了七次重要会议。我的理解，这七次会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体系，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环环相扣的。不仅如此，统称的扎西会议也不只是一个会议，它是由几次会议组成的系列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的通道就军事行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一定要打到湘西去。
（二）黎平会议。6天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之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战略方向虽有所调整，但未能解决实质问题。
（三）猴场会议。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上述三个会议急迫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转兵贵州免受重围之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遵义。
（四）遵义会议。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问题。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洛甫）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尖锐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
在那个寒气袭人、大雪纷飞的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总体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要知道，纠正极端严重的错误，实现重大战略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还是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败仗。这一仗使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在军事上、组织上、领导权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于是才有了在威信县水田寨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交接。
（六）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在云南威信的扎西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把“鸡鸣三省”等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本文主要沿用这个说法；但涉及七个会议的梳理，为了使其条理更清晰，此处我把两者还是区分开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七）苟坝会议。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二渡、三渡、四渡赤水，3月中旬在贵州的苟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中央授予他们军事全权，统一指挥作战，周恩来为团长。
这七个会议召开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具体顺序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给遵义会议作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又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