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罗镇会议召开时间是什么时候 榜罗镇会议和班罗镇会议是一样的吗
非我族类 2017-12-22
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找好了一个良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有关榜罗镇会议的记述以往所见极少。一九八一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简称《年表》)中提到了这次会议,给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但是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年表中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表述似不准确,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班罗镇”会议不可能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召开。
《年表》中说;“一九三五年十月,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巾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红军又翻过六盘山……。”按《年表》的说法,中央政治局“班罗镇”会议召开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俄界会议和一、三军团改组之后,翻越六盘山之前这段时间。这是不准确的。
首先,俄界会议并不是在十月召开的。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时间可以看出,俄界会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召开的。参加俄界会议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说:“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也引证了这一点。
俄界会议后红军挺进甘肃、突破天险腊子口。突破腊子口的时间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记载。“九月十七日,突破腊子口封锁线。”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同志也说道:“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党中央关于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的决定是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具体贯彻执行的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同志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说……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杨成武同志在回忆毛泽东同志当时讲话时说:“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巾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当时任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同志也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二日,睛,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组成了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来当政委。”
从以上可以看出,俄界会议,突破腊子口和改编陕甘支队的时间都在九月而不在十月,因而“班罗镇”会议召开的时问上限应该上溯到九月十二日。再据有关资料得知,陕甘支队十月七日经过六盘山,如果按《年表》所说“班罗镇”会议在十月召开,那么只能在十月一日至六日间举行。可是无论从陕甘支队这几日的行程和当时的形势来看,都是不可能的。陕甘支队十月一日在通渭休整,二日经王家河到达四子川,三日经红寺到达红家大庄,四日到达高家集,五日经先圣庙到常家集,六日经黄父子铺到达张义铺期间,无论途径和驻扎,党中央均未到过“班罗镇”一地。再从当时的形势看也是十分紧迫的,没有时间举行政治局会议。陕甘支队十月二日离开通渭后,沿途敌军不断袭扰,后尾敌王均部紧紧追击,我军甚至“与敌人相距十里对峙宿营”。在这种形势下,陕甘支队为摆脱敌人,兵分两路或者三路,每日以七、八十里甚至百余里的速度行军,途中极少停留。党中央是没有时间去召开“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样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会议的。
根据以上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班罗镇会议,不可能如《年表》所说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举行。
二、“班罗镇”会议系榜罗镇会议之误。
陕甘支队九月二十三日离开哈达铺之后,为突破敌渭水封锁线、“连续急行军",“三天跑了二百多里”。有的部队“一昼一夜又一个半天、共走了一百七十多里路,中间只吃了一顿饭”,于九月二十五日晚到达了渭河边的鸳鸯镇,二十六日一早渡过了渭河,进入甘肃通渭县境内。陕甘支队二十六日至三十日都在渭水以北通渭县城以南的地区活动。我们查阅了《通渭县新志》、《续修通渭县志》和《甘肃各县与地区分图》等历史地方志和地图,其中虽然有不少以镇命名的地方,如“安远镇"、“义岗镇”,“榜罗镇,,等等,但并无“班罗镇”。我们还查阅了近年来印刷的甘肃省地图集,在一比三十万分之一的分县地图上,也没有“班罗镇”一地。可见“班罗镇”一地在通渭县境内是不存在的。
这次会议是在何处召开的呢?根据资料记载,陕甘支队渡过渭河后北上,不久到达了通渭县榜罗镇,并在这里休整。据一八九三年编纂的《通渭县新志》记载,“榜罗镇距城百里”。一九。七年编篡的《续修通渭县志》也称“西南隅一百里榜罗镇”“与巩郡相距六十里人繁庶地颇完善”,“榜罗镇官立初等小学堂一所。”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榜罗镇地名形成久远,该地“人繁庶地”,有“官立初等小学堂”,无疑是当时县城西南一带的重镇。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记载,“党中央到达榜罗镇时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军事领袖开的会议上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这段材料,清楚地说明了党中央到达榜罗镇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同时也说明了会议召开的原因和主要内容。
榜罗镇会议,是否就是《年表》所指的“班罗镇”会议?笔者认为这二者所指的正是同一个会议。从地域和时间讲、榜罗镇会议和《年表》中的“班罗镇”会议都是吻合的。从会议内容上讲,榜罗镇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班罗镇”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二者间文字似有不同,但一个指出了会议的议题,一个指出了会议作出的决定,从内容看是完全一致的。
榜罗镇会议和“班罗镇”会议是同一个会议,为仆么会产生地名上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出入原因在于,《年表》中“班罗镇”的提法,是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榜”与“班”发音近似,记录中出现差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榜罗镇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应当是九月二十七日。
陕甘支队何时到达榜罗镇是搞清榜罗镇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的关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记载,陕甘支队“九月二十六日通过渭水封锁线,”当天“红军到离开渭河三十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次日清晨"即二十七日,继续向榜罗镇前进。另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记载,陕廿支队是“二十九日”离开榜罗镇向通渭县城前进。在离开榜罗镇之前,陕甘支队:“经过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动员”,即二十八日在榜罗镇进行休整。那么毫无疑问,党中央是九月二十七日离开渭河边上的小村庄后,当天到达榜罗镇的。
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榜罗镇,二十九日拂晓离开这里向通渭前进。期间,“中国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并开了全军的军事干部会议。”“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毛泽东在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陕甘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从这次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与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精神是一致的。很显然,是党中央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而召开的。
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有些文中称为全文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是二十八日“清早五点钟”召开的,会议又是“昨晚的通知”,即二十七日晚上的通知。那么可以看出是党中央到达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发出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召开的时问,应当是九月二十七日。
关键词: 榜罗镇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