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会议是哪一次会议 巴西会议会址究竟在哪里

　　巴西会议在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非常重大，但关于这场会议，史学界一直了解甚少，甚至就连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能闹清楚，比如巴西会议是哪一次会议，巴西会议会址究竟在哪里等。本文的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做出一定的回答，当然这种回答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只是一种可能的结论。
　　究竟哪一次会议是“巴西会议”
　　中共的党史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其中有若干次的转危为安。1933年，蒋介石以百万兵力发起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初师不利，湘江五天五夜血战，红军损失大半。
　　1935年1月，红军转移到贵州遵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改变了红军和中共的命运，毛泽东获得了实际上的红军最高领导权。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又经过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终于把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蒋介石不再追了。因为他断定，用不着浪费国军的兵力，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
　　然而，蒋先生错了。1935年7月，红军爬过了雪山，并且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之后，八月中旬，中共在一座寺庙里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组成左、右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和卓克基出发，继续北上，征服草地，到巴西一带会合。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三十军、中央军委纵队等组成。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以及红军总司令部组成，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朱德、张国焘，实际掌权的是张国焘。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所谓草地，举凡川北一带，实际到处都是草地，沼泽泥国，阴森迷蒙，空气稀薄，寒气逼人，茫茫千里，不见人烟，辨不清方向，找不到食物（过去只听说红军长征时为了充饥吃草根、煮皮带，这次我听说为了活下来，还有过将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再拣出来重新煮熟充饥的事情）；同时，上有飞机轰炸却无处躲藏，前有藏军堵截又无法回避；稍有不慎，就会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真正是“灭顶之灾”。听当地人说，现在草地里经常会遇见人的头骨。那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从湖南、从湖北走进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头骨。几十年后我坐在汽车里，在草地边缘领略草地，不说别的，就说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反应，令我这坐车享受的人都头疼难忍。只能靠氧气袋维持呼吸。当年扛着辎重跋涉行走的红军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真是天方夜谭一般。
　　然而，红军却真的走出了草地，并且胜利到达了巴西。需要向读者解释的是，在这里，“巴西”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包括了今天四川若尔盖县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带。在当时，在红军的地理字典上，这一带都称“巴西”。
　　由于巴西一带条件稍有改善，除了林彪率一军团先行向甘肃俄界一带开拔外，其余右路红军在此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的到来，以便按既定的计划继续北上。
　　也就在这里，中共（包括红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比较重要的有：
　　1935年8月29日，召开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这个会议议定了三个问题，一是出一到两期《干部必读》；二是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宣传、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的材料；三是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另外，还研究了共青团问题。
　　在同一时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粮11.29万斤。还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三个筹粮区。
　　9月2日，召开了研究一方面军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毛泽东作了报告。
　　9月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千多人。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参加的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主要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决定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继续北上。
　　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背景有必要多说几句。就在9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说服张国焘继续北上时，张国焘也数次来电，以种种理由坚持南下的意见。9月8日22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9月9日，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电，令陈“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张国焘分裂中共的“密电”。
　　“密电”收到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将这份电报交给了坐在陈旁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当即转给陈昌浩，而陈当时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了叶剑英，叶剑英这才看了一眼电文，顿感事情重大，便佯装上厕所，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铅笔将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纸上后，又让叶剑英拿着电文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继续开会。叶走后，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亲自到陈昌浩、徐向前住处（也就是今天被认定为巴西会议会址的班佑寺院）同陈商谈。毛泽东实际是想稳住陈昌浩，对陈说：“周恩来、王稼祥病在三军团部，中央书记处只有我和张闻天、博古同志，既然南下，我们仨到三军团恩来、稼祥处开个会，研究一下。”随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一起到牙弄三军团周恩来住处，连夜在牙弄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坚持北上，并于9月10日凌晨三点以筹粮名义，率三军团向甘肃俄界方向秘密行军。当陈昌浩得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情况后，曾提出要派兵追击，徐向前提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最后还是派了一个叫李特的率人追上了中央红军，与断后的彭德怀进行了一番舌战，最后，双方各奔南北（而这个李特，据考证后来又牺牲在新疆，成为革命烈士——人真是复杂）。此后，从张国焘方面讲，便声称中央失踪了，找不到中央，因而成立了“临时中央”，而从中央方面讲，召开了俄界会议，谴责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再往后，便有了在甘肃哈达铺意外发现的报纸，中央红军得知了刘志丹的情况，继续北上到达陕北；便有了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队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师，但因连连失利最后退回山里；便有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并又继续北上，1936年三过草地；便有了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长征的最后胜利……
　　上述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广义上说，都属于“巴西会议”。但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巴西会议，显然不是泛指的在巴西召开的所有会议，而是那次在牙弄周恩来住处召开的紧急会议。
　　明确了哪一次是真正的中共党史上的“巴西会议”，才能明确哪一处才是真正的巴西会议会址。
　　还需附带一提的是，二、四方面军会师到达巴西后，1936年8月5日在巴西求吉寺还召开了一次中共西北局会议。事情是这样的，1936年1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到达延安，电告张国焘，中央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要求张国焘取消临时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至于张与党中央的分歧，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同意。这样1936年8月，又在巴西召开了一次中共西北局会议，同意二、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
　　现在的“巴西会议”会址是怎样确认的
　　目前，经过官方确认的刻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水泥碑记的“巴西会议会址”，被立在一座倒塌的寺院——当年的班佑寺院前。
　　在当年这所寺院里，确曾召开过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前所述，这次会议是1935年9月2日召开的，着重讨论了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强调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参加会议的既有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也有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关键是，这个会址的认定，错就错在此“巴西会议”非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即在牙弄周恩来住所召开的“紧急会议”。
　　“巴西会议”会址历史上经历过几次确认。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当时，根据一位名叫阿娜的藏族妇女的回忆，这位当年八岁的藏族女孩家住在巴西长安寨，是一座一楼一底的藏族民房。她回忆，当年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当地老百姓害怕“青面獠牙”的红军，都跑在森林中隐藏起来。她因病未走，留在了村寨，遇到了红军，并见到过一个首长和警卫员，还同住了几天。这位首长个子高大，留着分头，估计就是毛泽东。加上长安寨留有许多红军标语，所以当时红卫兵就认定巴西会议是在长安寨召开的，文革时期的报纸对此还做过大量报道。
　　这处长安寨的藏族民房是否就是当年巴西会议的会址？几年后，当人们冷静下来时，又对这个会址进行了论证。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采访了那位当年的阿娜小姑娘如今的阿娜大娘，根据阿娜大娘的回忆和红军标语的落款，她在长安寨见到“毛泽东”时不是1935年，而是1936年，即真正的毛泽东走后一年多以后。那么，阿娜大娘见到的“毛泽东”很可能是红二或四方面军的某位领导人，而非真正的毛泽东。这也就推翻了原来对巴西会议会址的推断。
　　为了弄清巴西会议会址，联合调查组又派人到了江西、北京等地，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他们还共同否认了长安寨为巴西会议会址的推论。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我们在上巴西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了下巴西，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又从下巴西回到喇嘛庙里，回来才开的会”，“会议就是在喇嘛庙阶梯下的院坝里开的，主席讲话时就站在阶梯上”……
　　陈昌奉等人回忆的喇嘛庙，经调查确认为班佑寺院，位于上巴西。这座寺院已有四百多年历史，1935年8月红军长征时仍保留完好，红军离开后不久失火烧毁，后又进行了修复，1962年以后又逐渐毁坏，目前仅存有一些残墙断壁。
　　以陈昌奉等人当时的身份，似不应有错。于是，1978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公布，班佑寺院旧址即为巴西会议会址，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
　　显然，这个会址确认上的失误在于没搞清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哪一次是真正的“巴西会议”。同时，巴西地区复杂变化的地名方位也为会址的确认增添了麻烦。
　　解放前，若尔盖草地附近有“十二部落、包座七房”之称，包座七房指求吉、苟哇、卓藏、阿西、巴西、上包座、下包座，总面积约2200平方公里。1953年建求吉区，“包座七房”变成了求吉区的七个乡。1972年求吉区改为巴西区，辖包座、求吉、巴西、阿西茸四个乡。巴西乡政府驻地在长安寨，距今确认的巴西会议会址班佑寺院约6华里路；阿西茸乡的牙弄距班佑寺院约15华里左右。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红军初来乍到，短暂休整，警卫人员也搞不清楚哪次会议是真正的巴西会议，几十年后的回忆出现误差是在所难免的。
　　巴西会议的真正会址：牙弄
　　既然真正的巴西会议是那次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在牙弄周恩来的住处召开，那么，真正的巴西会议会址就应确定为牙弄周恩来当年的住处。
　　牙弄是阿西茸乡的一个自然村寨，位于阿西茸通往求吉、巴西的路上。为了弄清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悬案，一睹牙弄真容，我不顾高原缺氧，咬了咬牙，决定亲往考证。
　　牙弄村寨依山旁水，景色却是十分秀丽，如果交通便利，今天应是个不错的旅游景点。1935年8月30日，刚刚走出草地、身体虚弱的周恩来被战士用担架抬到了牙弄。他当时肯定是没有心思欣赏这里的自然风光的。
　　据考证，当年红军进入牙弄时寨子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会讲汉语的木匠。当地老百姓听信国民党的宣传，都跑到附近的森林中躲避去了。这个木匠过去从四川安岳流浪到牙弄，也许有些见识，知道红军不是坏人，所以他没有跑。后来，经这位木匠做工作，一些跑出去的村民陆续回到牙弄。据当地人回忆，为了感谢他，当年，周恩来曾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盖上了印有镰刀斧头的印章，落上了“周恩来”的署名。红军走后，这位木匠把这张纸条包好塞在墙缝里。若尔盖解放前，这位木匠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不久便去世了。不幸的是，后来这座房子失火，木匠的儿子又参加了叛乱逃到印度，那张珍贵的纸条就一直没有了下落。
　　今天，牙弄的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青山依旧，绿水依旧。我由当地老乡引领，来到当年周恩来的住处。这是一座普通的藏民院落，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任何特色。由于主人不在，房间打不开，我们只好在院子里参观。周恩来的住处是一座典型的旧式两层藏族民房，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现在已经不住人了，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不算太新的新居。我们扒着老屋门缝向里边望去，漆黑一片，似有一些农具、杂物。我无法再做太多的形容，就是在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几位早期领导人，昨天、今天、过去、现在，个个都是如雷贯耳。有的戴着眼镜，有的叼着卷烟，有的留过苏，有的留过法，在这不毛之地、蛮荒之乡，操着不同的口音（毛泽东是湖南人，周恩来是浙江人或者也可以说是江苏人，张闻天、博古是江苏人，王稼祥是安徽人）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秘密会议，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秘密会议。藏族土屋作证，牙弄小寨作证，看来，真是应了那句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而且，几十年来，它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没人知晓，没人正名，它都不声不语，不与人争，任凭岁月侵蚀，任凭雨水冲刷，甚至连它的主人都离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