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的故事：林彪建议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为何反对
非我族类 2017-12-12
1935年3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苟坝以后，收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一封紧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立即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就是现在的金沙县城，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当时林彪建议要攻打打鼓新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时打鼓新场的守军力量非常薄弱；第二，娄山关大捷之后，红军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需要一次胜利来提升下军队的士气；第三，打鼓新场是我过去贵州的四大古镇，经济基础非常好，如果胜利，对红军的军事补给是非常有帮助的。
3月10日晚上，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到底打不打打鼓新场。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意见非常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如果攻打打鼓新场，他就放弃上任才几天的前敌总政委职务。由于包括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所有负责人都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最后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意毛泽东的辞职请求。
当天夜里，毛泽东辗转难眠，为红军的命运和前途担忧。最后，他提上马灯，一个人走了2.5公里左右的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再次向周恩来讲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危险性，最后说服周恩来和朱德放弃原先的想法，第二天早上重新开会。
这一次，大家更加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攻打打鼓新场。这次会议还确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事隔多年后，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当时为什么那么坚决地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呢？他的理由是什么？通过分析，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蒋介石已经在西面作好了部署，不能去钻那个“口袋”。
3月5日，蒋介石已经下令各路追剿部队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再一次陷入了敌军四面围击之中。如果红军硬要去攻打打鼓新场，突出敌军新的包围合击圈就更难。虽然打鼓新场只驻有黔军2个师，战斗力也不强。但是，打鼓新场筑有城墙，修有碉堡，城墙外还布有暗堡、战壕、铁丝网，黔敌完全可以坚守待援。红军对打鼓新场的地形和敌兵力火力配置又完全不了解，从鸭溪、枫香地域出发，远距离奔袭去打这样的攻坚战，短时间内打不下来，就功亏一篑。反而给各路围追堵截的敌军造成增援打鼓新场、合击聚歼红军的时间。打鼓新场西南面，滇军从黔西到打鼓新场只需1天行程；打鼓新场西北面，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只要大半天急行军就可赶到打鼓新场侧击红军后背；打鼓新场东面，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攻击红军左侧背；打鼓新场东北面，川军3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2天行程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投入“聚歼”红军的战斗。只有3万多人，在没有后方补给的环境中打这样的攻坚战，同9个师又6个旅的强敌在打鼓新场决战，是没有获胜把握的，甚至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朱存福《苟坝会议概述》，载于《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第83～84页）。
其次，进攻打鼓新场会扰乱毛泽东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整体战略构想。
遵义战役后，党和红军领导人在打周浑元纵队的问题上，意见是统一的。只是在消灭周浑元纵队的战略目的上有分歧。3月5日晚发布攻打周浑元纵队的作战命令，其目的是为了把蒋介石的主力，特别是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创造钻出敌人包围圈的缝隙，在北渡长江已失去机会的情况下，借道云南实现渡江入川计划。其他领导主张乘胜消灭周浑元纵队的战略目的，一是为了奠定黔北根据地的基础，二是为了更加鼓舞红军士气。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谋划的“借道云南实现渡江入川计划”这一雄才伟略，也没有毛泽东谋划得那么深、那么远、那么全面。
在未能消灭周浑元纵队的情况下，毛泽东此刻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带领这3万多红军冲出蒋介石在川黔边布下的重围。他的目标已经不是再打一次大胜仗，也不是在黔北创建根据地了。要把红军带出这个狭小的危险地带，就必须要保持主动，而进攻打鼓新场，不但得不到胜利，还会暴露目标，将彻底被动，使红军处于更加危险，甚至有可能全军覆灭的绝境。毛泽东“作战路线是服从于作战方向的”战略计划，还没有被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完全领会。由于争论的目标不同，双方就互不相让。毛泽东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坚决反对，其正确意见仍然被“多数人”否决了。
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时就再次谈到苟坝会议上争论的情况：
……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原注），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006年5月第8次印刷，第940页。）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要到四川去绕一个圈”，是绕什么“圈”呢？就是后来半个月内红军的奇特行军路线：从3月13日离开苟坝，16日、17日三渡赤水到四川，3月21日、22日四渡赤水，月底又回到原地鸭溪、枫香一带。正如中央红军于1月19日离开遵义，事隔40天后的2月28日又再回遵义一样。不过这次前后只有10余天。5月，林彪给三人军事小组写信，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尽走弓背路”，没有走“弓弦”。在林彪看来，这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就走了“弓背路”。为什么当时就不从苟坝直接南渡乌江去威逼贵阳呢？后来林彪在会理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205页。）会理会议后，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尽管困难重重，但没有人再怀疑毛泽东的指挥能力了。
毛泽东“绕圈”的目的，后来我们读懂了，就是要让蒋介石的西面防线自然松动，而不是让红军去“啃硬的。”毛泽东千方百计要让西面力量较强的滇军3个旅离开其防线，让出一条道，好让红军在北渡长江已无可能的情况下，借道云南去渡过金沙江，到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寻找红军更好的出路。
最后，进攻打鼓新场战略战术不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一直主张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1972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回忆苟坝会议上争论的情况时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第23页）。从周恩来的这段回忆和林彪、聂荣臻的进攻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进攻打鼓新场不是一场运动战，是“堡垒战”，这种“堡垒战”，“打又是啃硬的。”啃什么“硬的”呢？作者理解，应就是像土城战斗时的“那种敌人”。一个多月前，在打土城战役时，由于对敌后援兵力估计不足，判断不准，其失败的阴影犹在，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
3月11日，经过毛泽东成功的“运作”，中央政治局又开会，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也“官复原职。”并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任团长的、全权负责指挥军事的“新三人团”，毛泽东尽管身份上只是“团员”，实际上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134页。）
从事后的情况看，也印证了毛泽东的推断。仅隔一天，即在3月12日，蒋介石已在中央红军西面构建了如他在中央红军在江西向西突围转移中的四道防线。由于毛泽东及时阻止了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蒋介石的这四道防线再也没有像湘西那四道防线一样发挥作用，中央红军“隐形遁迹”，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犹如施了障眼法，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赤水后，又突然调头四渡赤水回师黔北。真是艺高人胆大，一次，红军上万人马竟在枫香、鸭溪一带从不足十五华里的敌军封锁线缝隙中跳出敌军包围圈。由此可见，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样，中央红军和蒋介石的“追剿军”你来我往，实际上是由在遵义的毛泽东和在重庆的蒋介石（3月24日蒋介石到贵阳督战）两人“隔空较量”，只不过不是在比谁的武功高强，而是在比谁的智谋更高。从这一番较量来看，蒋介石也是“武功了得”，是个“九段高人”，但毛泽东比他更胜一筹，左右开弓，“左手”顶住内部纷争，“右手”回击蒋介石的进攻，把3万多红军带出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圈，还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