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参会人员都有谁 苟坝会议的命名问题

　　苟坝会议的参会人员至今没有确切的名单，但还是有几个人是确定参加过这场会议的。这场会议形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新三人团”，在中共革命史上是标志性的。根据相关史料苟坝会议的名称是毛泽东在这场会议结束24年后才定下的。
　　苟坝会议参会人员都有谁
　　具体是哪些人出席了苟坝会议呢？实际上，除了可以明确的几个外，其他还是一个谜。朱存福在其《出席苟坝会议领导人初考》（陈松：《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7～162页）一文中提出，出席会议的人员可能有：张闻天（政治局常委、苟坝会议的主持人）、毛泽东（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博古（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5日后代理中国红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云（政治局委员，中央纵队政治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朱德（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凯丰（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叶剑英（中央纵队副司令员）、李维汉（中央组织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云逸（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李富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德（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另外，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有可能出席会议。由于苟坝会议开了3天，在当时候的战争环境中，并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完整的参加完每次会议。如彭德怀和杨尚昆参加遵义会议时就只开了一半，中途到刀靶组织阻击战。
　　苟坝会议的命名问题
　　在毛泽东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的谈话未披露前，最先提出“苟坝会议”一词的，是1992年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一书。此前，各种回忆录和有关研究文章提及这段史实时，均侧重于对“新三人团”于1935年3月成立时间、地点的探索和考证，未把3月10日开会讨论进攻打鼓新场、3月11日又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月12日成立“新三人团”系列事件联成一个整体来认识，未明确提出“苟坝会议”的概念。
　　毛泽东在1943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应为苟坝——引者注)，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有关情况考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未去过打鼓新场，讲话中提到“在打鼓新场”，显然是指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会议所在地。
　　1943年，周恩来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1972年，周恩来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中，前一次说到是“鸭溪会议”，后一次只是说“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没有提出“苟坝会议”一词。
　　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决议上没有”。显然，陈云的回忆也和毛泽东一样，把红军将要进攻的打鼓新场误述为“在打鼓新场”。
　　洛甫（张闻天）在1943年12月的笔记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时任红3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在1983年10月23日谈到当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情况时说：“成立三人军事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茅草房去躲。”
　　从上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叶剑英等关于参加苟坝会议的谈话和张闻天的笔记，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直接提出“苟坝会议”这个概念。
　　2003年1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书中记载了毛泽东于1959年4月5日在上海讲话的部分原文。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苟坝会议”这个概念，比《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中提出时间早了30余年。其原文是：
　　他说：“……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原注)，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
　　由此可见，苟坝会议是毛泽东1959年定名的，并纠正了自己1943年把“苟坝”说成是“打鼓新场”的说法。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到成立“新三人团”的事。
　　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1959年（“大跃进”后）、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几个特殊时期，在有关讲话中都提到了苟坝会议，说明苟坝会议在毛泽东心中印象深刻，很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