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的历史作用：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是如何破产的
非我族类 2017-12-08
193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云南会理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参加会议的军事领导人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会议针对当时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反复酝酿讨论，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决定，这对于中央红军顺利进行长征，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此次会议的历史作用，作一探讨。
一
会理会议科学地分析了我党我军面临的军事斗争实际，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制定了具有积极进取意义的作战方针，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红军暂时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紧迫军事背景下召开的。红军经过长途转战，十分疲劳。是停下来偏守一隅，还是继续向北前进，打退敌人的进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摆在我军面前刻不容缓亟须解决的问题。会理会议基于对敌我双方军事斗争形势的准确判断，做出了“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决策，使全军上下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了全军的行动。这为中央红军战胜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中国政府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军队及国民党军政机关”，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中国正处在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前夜。而陕北地区靠近抗日前哨，我军挥师北上，则有利于促进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陕北地区远离国民党政治统治中心，国民党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陕甘境内的军阀派系林立，相互争雄，矛盾重重，战斗力比较弱。刚调进来的国民党东北军与西北军相互猜忌不谐合，具有抗日反蒋的情绪，便于我党争取。从物质条件看，陕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能够基本上满足部队的物质供应。因此，只要我军进川北上，全党全军团结奋战，那么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会理会议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决策，符合客观的军事政治斗争实际，是一个前进的决策，正确的决策。在会议上，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北上通过彝族地区，渡过大渡河”的军事计划，也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这样中央红军长征的长远奋斗目标和近期的前进目标都明确了。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了清楚的了解，更加坚定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说明党中央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在军事斗争形势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从而正确地把握住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在会理会议上，党中央根据部队人员减少的情况，决定对中央红军再次进行整编。把红一军团由三个师整编为两个师，红三军团由三个师整编为四个团。五、九军团取消师的建制，撤消中央纵队，将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这一措施十分及时得力。精减了领导机关的人员，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部队任职，加强了军队的领导力量，也使部队的指挥机关实现了轻型化，减少了不必要的指挥层次，军队的指挥系统更加快捷灵便，能够充分发挥其实际作用。与之相适应，由于减少了二线部队的人数，使一线部队的力量得到充实加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中央红军取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二
会理会议纠正了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出现的右倾思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提高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领导水平。从红军开始长征到遵义会议这一段时间，我党一直在致力纠正“左”的错误。然而从四渡赤水开始，党内和红军中的右倾情绪不断滋长，使党中央逐渐认识到了反对右倾思想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会理会议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右倾思想，采取了严肃对待，说服教育，批评帮助的正确方法。坚持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正确地解决了党内矛盾，及时纠正了右倾思想对党和红军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使我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变得更坚强。
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纠正认为部队走“弓背路”的错误思想，以此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消除了遵义会议以后党内和军内出现的牢骚情绪。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战役，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从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跳了出来，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为了甩开敌人，部队机动作战的军事行动也多了“，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于是，党内一些同志就认为，这是“在敌人面前逃跑”和“军事破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林彪也“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就擅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但“被德怀同志回绝了”，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后来，林彪向党中央送交了他的意见书，要求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负责整个军事行动。这种思想和做法，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林彪的观点在会理理论上“，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的严肃批评”。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和行动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他明确地分析说，部队要打破敌兵的前堵后追，有必要走“弓背路”。聂荣臻也认为“: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妥当。”
经过会理会议开展正常的党内批评，林彪等人的错误思想得到了纠正。这“一股小小的风潮”，很快被平息下来，巩固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权，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使全党全军凝聚在党中央周围。更为重要的是，会理会议是纠正右倾错误思想的一次成功尝试，使党中央对右倾错误的产生、表现和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增强了鉴别是非的能力，对继续防止和反对出现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错误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这就为以后反对和战胜党内的右倾错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三
会理会议坚持了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原则，使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党性修养又一次经受了磨炼和考验，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党性观念，使我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党管军队，实行党指挥枪。会理会议对林彪以军队领导人的身份要求更换最高统帅的非组织错误言行，毫不留情地批评，坚持原则，有错必纠，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达到了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目的。这次会议，使党中央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实践经验，增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在红军长征史上，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欲北伐必先南征”“、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公然搞分裂，使右倾分裂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党中央在解决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时，实行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针，最终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赢得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的重大胜利。取得这一胜利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考验了我党和红军领导人，使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能够从容应对复杂政治局势，从而引领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张国焘试图利用会理会议达到“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的目的，但却失败了。张国焘曾派人拉拢彭德怀，而彭则没有任何犹豫地表示:坚持北进，拥护中央。张国焘威逼朱德发表反对毛泽东，拥护他做党的主席的声明，朱总司令“临大节而不辱”，严厉斥责他搞分裂主义的恶劣行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观念。毛泽东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则巧妙地运用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在中央召开的黑水寺会议上，张国焘伸手向党要官要权，张闻天提出把自己担任的“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认为“决不能交总书记”。考虑到大敌当前，以团结为重，遂决定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同时继续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好地坚持了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原则，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解决党内矛盾，才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孤立了张国焘，使他篡党篡军的阴谋没有得逞。
由此可见，会理会议纠正右倾错误和后来我党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这两个事件不是孤立存在互无影响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会理会议打下反右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也为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会理会议不仅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制定战略决策，妥善解决党内矛盾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