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前的黎平会议是怎么回事 黎平会议对对遵义会议的影响及作用
非我族类 2017-12-06
遵义会议是长征从被动到主动逐步走向胜利的开始，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身革命实践的尝试。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而在此之前，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直接关联，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前奏。黎平会议的背景应追溯到长征之始。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100万军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其中以50万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彻底消灭红军。这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中共中央临时负贵人博古一起，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在英勇战斗了一年之后，还是遭到了失败，而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在长征中由于“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受到了巨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命令红军作雨道式的两侧掩护，湘江之战整整打了一个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挫折和失败，引起了许多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特别是通过反四次“围剿”的前后对比，越来越认识到这是由于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而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在部队中，怀疑、不满的情绪日夜增长，许多同志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积极要求改变领导。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于1934年11月底到达湖南通道县城，当时，按照长征初期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北上与红二、六军团肖克、贺龙的部队会合的。可红军来到通道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欲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绥宁、武冈、城步、会同等一线调集了大于我军五、六倍的部队，重兵设防。如果红军仍按原计划进行的话，就会钻进敌人设计的口袋里，有全军夜没的危险。根据这一紧急情况，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中央负贵人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北上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保存自己的兵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何不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样、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都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毛泽东关于“避实就虚甩掉强敌、到贵州去”的正确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拥护之后，红军于12月中旬立即开拔，向贵州前进。当初，要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黎平地处黔、湘、桂交界处，是黔东南通往湖南和广西的交通要道，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同时，土豪及国民党黎平县政府内仓库粮食丰富，利于红军补充给养和休整。加之三省地方军阀间矛盾及其与蒋介石的矛盾，贵州境内敌人兵力薄弱，战斗力差。此时中央决定在黎平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17日，中央红军总司令部设在黎平县城“胡荣顺”号店铺里。18日，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刘少奇等。
黎平会议就红军战略行动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等人仍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要到黔东北湘西与敌人硬拼毛泽东则继续阐明向黔北走，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继续进人贵州内地，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川黔边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朱德、张闻天、王稼样等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党内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意见。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人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必将陷人蒋介石的罗网。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周恩来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黎平会议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了第八军团建制，编人了第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整编后，部队更加机动，加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挺进黔北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结束了关于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的激烈争论，决定到黔北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它正式决定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免遭损失，是中国革命转折的一个起始点。李德因争论失败大发脾气，其权威从此不再，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可，驱散了共产国际神圣化的迷雾，从此，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独立自主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道路，这也是开好遵义会议的前提。
黎平会议是党的路线采纳正确意见的开始，是继反五次“围剿”以来，“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第一次失败，也是自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来党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中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在胜利中认识毛泽东，在失败中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一历史情况是党的高层领导中的必然反映。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表明，这种对正确意见的采纳是坚决彻底的。无论争论如何激烈，无论国际顾问怎样坚持，这里只讲真理不讲面子。此种坚持正确主张的态度，除了客观情势之鲜明外，也蕴含着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思索。决议指出，再去湘西建根据地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合时宜。会议决定为了保证贯彻新的行动方针，责成军委做出计划，并要求书记处会同总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的实施。毛泽东一路作深人细致的宜传解释工作，特别是做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工作，用张闻天的话说，是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道理教育我。会内会外反复阐释他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使党的整个决策层的多数人认识到，在军事指挥上钻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空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它同“工农武装割据”的深刻观念直接联系。因此较之遵义会议是发端形式上实现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回归，当然也就成为遵义会议的一块奠基石。
正如陈云同志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审查黎平会议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以及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因而可以说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提和准备，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和遵义会议一样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