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 黎平会议持续时间多长

　　红军长征途中艰难险阻不断，中央的计划不断变更，所以有很多的会议都非常显得十分仓促，也没能留下一些记录。或许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黎平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的研究至今存在很多的争议，以至于最基本的问题，即这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基础。它的历史意义，在党史学界已取得共识。关于黎平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史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开会时间是12月18日。但会议是晚上开的，还是白天开晚上继续开会并结束会议的，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根据应该说都来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以下称《决定》）所署的时间，和一份博古通知陈云、刘少奇18日开政治局会议的电文。这两份都是原始材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使人不能不信。因此，“黎平会议是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几十年来所有的党史、军史、革命史的书籍和有关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均采用此说。然而，历史现象纷繁复杂，尤其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发生的事件，仅凭两份资料就作结论，是不妥当的；需要认真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分析每一份与此相关的资料，把它们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去比较、去认识，这样才可能比较接近和合乎历史的实际。本文拟对《决定》所署的时间和博古的电文，结合现已发表的有限资料，作一些分析和考证，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决定》所署的时间是12月18日，说明黎平会议是18日结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等于会议就是18日召开的。那么，会议究竟是何日召开的呢？
　　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12月14日，一军团二师六团进占贵州黎平。”红一军团第十五师政委肖华也回忆：“首先占领黎平城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的先头团（第六团）。这个团由通道经新厂、平茶、潭溪于12月14日占领黎平城。”当时国民政府黎平县县长王仲甫签署的关于红军攻占黎平县城的呈报中说：“……12月14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驻军失利，县城遂陷。”1934年12月25日，《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何键追堵红军情况的报告中也说：“（一）股匪系分三路，向黔边溃窜。十四日窜陷黎平。”这些敌我双方的材料充分显示，中央红军1934年12月14日攻占黎平县城，基本可以这样定论了。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黎平县城，而这时中央领导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在什么位置呢？据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军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记载：“12月14日，自播阳所出发，经黄垢到洪州司宿营。12月15日，自洪州司出发，经下温到地青宿营……12月16日，9时率一分队自地青出发，11时20分到达中朝所……12月17日，由中朝所至黎平，9时出发，14时到达……”从洪州司到中朝所约25公里，中朝所到黎平县城约20公里。但从伍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知是什么原因，从洪州司到中朝所约25公里路，部队却走了两天（15日、16日），又由于长征途中军委三局一直走在中央军委纵队的后面，所以伍17日才进入黎平县城，但中央领导人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25公里路，不可能也走了两天，那么，17日前就该到黎平了。当年担任干部团卫生队队长的蒋耀德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于12月15日占领了黎平县城。城内外群众夹道欢迎，干部团在爆竹声与锣鼓声中走进了城内。”他所说的“15日”可以理解为红军大部队进驻黎平的时间，也可认为是干部团进驻黎平的时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参谋吕黎平也回忆：“16日，军委两个纵队进抵该城，并在黎平休整了四天。”干部团长征途中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长征途中也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行军，蒋耀德和吕黎平的回忆，证实了中央军委纵队是1934年12月15日、16日，进入黎平县城的。这点还可从《红军长征编年纪实》一书中得到证实：“17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黎平县城，毛泽东、博古已到黎平县城。”这几份材料充分的证明，随中央军委纵队一起行军的中央领导人16日已经到达黎平城了。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李德是在一起行军的，因此，周、张、朱、王、李理应16日也进驻黎平县城了。该七人中有领导长征的“三人团”成员博、李、周，还有政治局委员毛、张、朱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他们都是在党和红军中担任主要职务的领导人。
　　上述领导人在行至湘黔边境的通道县城时，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临时作出西进入黔的决定。可是，红军进入贵州后，由于突然改变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面临着红军接着向何处去？最后目标定在哪里？如何使3万多流动中的红军能立下脚来建立根据地，这些关系着党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确是中央领导层急待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在离开通道向贵州进军途中，领导层中就这些问题，边行军，边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难免的。正如周恩来曾说的“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中央主要领导人16日到达黎平后，在军情十分紧急又有争论的情况下，不可能还休息两天，18日才开会。由此判断，黎平会议最迟17日也应开会了。
　　黎平会议研究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要在领导层中取得一致意见，达成共识，并非众多长征著作中所述的，只是毛泽东和李德、博古的意见有分歧而争论，与会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毛的主张而结束会议；如果是这样，那用一天时间开会就够了。然而，这时毛泽东刚刚才从被排挤的地位出来，他的正确主张，在领导层中还不可能达到一提出来就使其他同志轻易信服的程度。因此，不同意见的争论，就不完全是在毛与李之间了；就连毛泽东自己的意见，也是有反复的。由此可见，黎平会议要达成一致意见，一天时间开会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以上结论，是根据中央领导人到黎平的时间和当时领导层中的实际情况推理的，同时，还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得到佐证。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参谋人员的吕黎平回忆：“……作为一个一直跟随党中央与中革军委首长行动的作战参谋，我有幸参与了党中央运筹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一些活动，并为黎平、遵义、两河口会议的召开做过服务工作……为了解决通道会议所发生的争论，党中央到黎平之后，利用甩掉蒋介石围追部队的空隙，于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城总部一局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当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团一营营长的吴烈也回忆：“记得在黎平住了两天，中央政治局于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博古也曾经说过，黎平会议是“1934年12月17、18日两天”。吕黎平和博古都是黎平会议的当事人，吴烈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一名负责人，他们的回忆应该说是可信的。甚至还有资料说：“中央在贵州黎平开了三天会。”
　　至于博古17日19时致陈云、刘少奇的电文：“请于18日8时前，赶到黎平城开党的政治局会议。”从电文看，似乎黎平政治局会议是18日召开的。但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份电文，确实须认真分析一番。当时政治局六名委员，17日时五名已在黎平，仅陈云未到。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王稼祥17日已在黎平是肯定的；邓发任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7日也到了黎平；凯丰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该军团于12月13日已攻占锦屏县城，锦屏距黎平约95公里，凯丰骑马也能在17日赶到黎平；仅刘少奇未到。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在黎平的情况下，如前所述，不可能休息着等陈、刘来了才开会。陈云曾经说过：“在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中央开会不能等后面的人都到齐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这份电文只说明博古曾通知陈云、刘少奇，请他们于18日8时前赶到黎平开政治局会议，并不等于黎平会议就是18日召开的，事实上陈云、刘少奇未赶到，政治局会议照常举行了；同样道理，17日，陈、刘未到，不能说中央就没有举行会议。
　　综上所述，黎平会议只用一天时间，要在领导层中对战略方针达成一致意见是困难的，需要更长一点时间来讨论和研究。因此，16日，中央领导人到达黎平后，17日开会，18日继续开会后并作出决定，这样才可能接近历史事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