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遵义会议的关系

　　通道会议采取了毛泽东的建议，成功的实现通道转兵，这也使得后来的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所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离不开通道会议的打头阵。通道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关系其实可以从小转折与大转折、战术转兵与战略转折、初始与结局以及少数与多数四个方面去分析。
　　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与遵义会议和伟大转折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值得在党史、军史上大书一笔。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党内领导层的思想不可能马上发生转变，红军也要陷入在湘西北地区同国民党军的恶仗，从而使党和红军彻底解决“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一要推迟时间，二可能红军的实力更受损失，转变的难度更大，势必会影响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小转折与大转折。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以后，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关于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争论愈加激烈。用周恩来的话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用张闻天的话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用刘伯承的话说，“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上述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忆述证明，从湘南争论到通道会议，可以说是党和红军长征的一个小转折。没有这个小转折，也就没有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这个大转折。如果不是毛泽东积极做工作，最终在通道会议上争取到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就难以形成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党内军内团结统一。如果不是毛泽东促成转兵改变了中央原定方针，“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遵义会议就无从谈起了。从通道会议开始通道转兵，在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最终实现了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转折，这是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必然趋势。
　　战术转兵与战略转折。毋庸讳言，通道会议只是一次临时动议的紧急碰头会，不可能也来不及解决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何况当时还有李德、博古的反对、抵触和一部分同志的怀疑犹豫，这使中央红军的通道转兵主要是战术性的方向变化，达不到战略方针上改变指导思想的程度。表现在通道会议之后几天的军委进军电报上，是仍没有完全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战略大转折，是从通道会议的战术转兵开始，随着中央、军委、军团领导人思想上的进一步觉悟、转变，毛泽东进一步做工作，入黔作战的胜利作证明，而在黎平会议作出决议，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解决军事路线和指挥核心问题之后实现的。因为在湘桂黔边境转战至通道时，周恩来尚处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的阶段，“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行军住宿在一起，“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他们三人的斗争态度是最坚定最鲜明的，反对和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出山重掌指挥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通道会议的当务之急只能是立即改变红军的行军方向，避免陷入蒋介石设置的灭顶之灾，折向贵州境内，歼薄弱之敌，休疲惫之师，以利机动和主动。由战术转兵发展到战略转折，既是毛泽东等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趋势。
　　初始与结局。如果说通道会议是党内正式反对和要求改变李德、博古错误军事领导的开始，那么遵义会议则是这一党内斗争取得成果的结局。通道会议提出了改变红军战略方针和党中央领导的问题，遵义会议则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形式合法地实现了中央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上的调整与转变，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陈云的传达提纲这样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可见，通道的争论是一个开端，黎平的决定是一个中介，遵义会议才是最后的结果。万事开头难，没有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好头，下面的大文章必然难做。事物的发展也是有个过程的，有开头，有中间环节，有结局，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从通道会议起，“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这是党和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军事指挥保障，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开端，是遵义会议伟大转变的前提条件。
　　正因为如此，耿飙肯定地说，“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少数与多数。通道会议的出席者虽然只有7人，但都是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举足轻重。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一方与“左”倾领导的错误一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几年来在中央、军委的少数派地位开始向多数派地位转变，这是通道会议作出改变进军方向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决定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毛泽东不是争取到中央、军委大多数成员的支持，那么他的领导地位是不能确立起来的。在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仍是李德、博古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而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通道会议的参加者。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其他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军团领导人员是拥护毛泽东出来重新领导红军的“大多数同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占了优势，这是通道会议也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组织基础。中央、军委、军团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从通道会议的转兵决策走向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便是顺理成章节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