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时间 宁都会议的中心议题及争议

　　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事件的时间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解决，以至于成为后世研究讨论的问题，比如宁都会议的时间就没能有一个确切的日期。相较而言，关于宁都会议的中心议题和争议倒是清楚的多。
　　宁都会议时间
　　早在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明确表述，认为会议是在1932年8月召开的’〕，一年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其更正为“10月上旬”侧。1991年第二版《毛泽东选集》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更正为1932年10月。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又肯定会议的时间是“10月3日至8日”，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周恩来传》也说会议是在10月上旬召开的川。“大事年表”和“两传”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权威研究机构编著出版的权威性著作。三者在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上相一致，都是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更正。
　　为什么要对《决议》进行更正呢？笔者80年代初因承担编写“大事年表”工作任务的需要，查阅了有关宁都会议召开前后的档案文献。其中1932年9月29日至10月1日的三封电报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三封电报都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发送给前线指挥机关即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关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与地点问题，电报一方面要周恩来改变回后方瑞金开会的意见，决定立即在前线召开会议另一方面则通过电报查询，周恩来是否已经动身，如果没动身，会议可在前线开，抓紧准备，三天即可开成。直到9月30日的电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还在商讨会议召开的地点与时间。另据《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该电系由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转发的。据此可见，9月下旬显然尚未召开宁都会议，而只能是10月上旬。看来，“大事年表”和“两传”所说月上旬和10月3日至8日间的开会日期是可信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直到80年代初才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予以更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上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史学界也抖落历史的尘埃，还以本来面目。档案解密程度放宽了，在第一线工作的党史工作者便有了机会接触和研究党的文献和档案。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更正当不无道理。
　　宁都会议的中心议题及争议
　　宁都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的问题。争议主要是在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同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展开的。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使中央苏区面临敌军合力围攻的严重局面。在这种军事形势面前，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才能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此问题上，负责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同临时中央以及贯彻中央“左”倾错误方针的以项英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其他几名成员之间发生了原则性分歧。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不进行战前的认真准备工作，竟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立即出击，攻城打援，迅速击破敌人，求得速胜，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不同意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一“左”倾军事方针，9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因此，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一方面提议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和解决当前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方针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则根据前线斗争的紧迫形势，26日又向前线作战部队发出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个“训令”是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并经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它要求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条件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其实，这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而提出的一个正确的战前准备的军事行动方案。但这一方案从前方传回瑞金以后，却遭到了苏区中央局的坚决反对。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又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叫。”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由此可见，中共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周、毛、朱、王最高军事会议在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而最高军事会议采纳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分歧的焦点是按照脱离实际的军事方针行事，还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方针。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召开的。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支持了苏区中央局的主张。然而会议仍然要求红军“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策略”。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整个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不仅如此，会议还把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方针当作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