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石生：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背后的功臣
湘南起义很多人只记住朱德，井冈山会师很多人只记得毛泽东、朱德，最多再加个陈毅，而在这两个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背后有一个人却很少被提及，他就是范石生。范石生被认为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的功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范石生究竟是什么人呢？
范石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始于1926年
范石生是孙中山十分倚重并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1926年春天，范石生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16军，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欣然答应，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16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以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页)
当时国共合作形势渐趋严峻，先于范石生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李宗仁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等部队，在改编时都没有接纳共产党人。3月20日，蒋介石还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迫使2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那样的时刻，范石生却要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里工作，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而共产党在16军内建立政治部、设立党代表这一事实，说明此时共产党和范石生之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范石生与朱德的交情更是非比寻常，早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他们就结下金兰之交，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1926年7月中旬，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7月下旬，党组织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从此时直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内，朱德约范石生到上海，他们秘密地会见了一次。
朱德回忆说：“1926年我从国外回国后，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转告范石生秘密到上海同我见面。我们相见后长谈了一次。范希望我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我婉拒了。范又要求我任其参谋长，我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部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湘鄂，任务艰巨。周恩来、王德三已派一批人进入你军，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我还对他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对于我的婉拒，范石生表示理解，他对我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l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蒋介石清党的命令下达到了16军。对此命令，范石生置若罔闻，根本不予执行。共产党照旧在16军内活动，共产党的组织在16军中完好无损。(严中英：《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第38页)这样坚决地抵制蒋介石命令，努力保护共产党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
主动致信中共，要在广东接应南昌起义部队
1927年7月，16军奉命出师北伐。途经汝城时，范石生派兵捣毁了土匪头子何其朗的老巢，收缴了他的200多条枪，还从监狱里解救出朱良才等农运骨干(《风雨盘然——朱良才上将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此事再次证明，在腥风血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范石生是支持工农运动、愿意帮助共产党的。8月，部队来到了湘南重镇郴州。
8月1日，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得此消息，范石生经过慎重考虑，给南下的起义军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起义军于9月5日在福建长汀时收到了范石生的这封信。(刘学民：《朱德与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
范石生急切地盼望着起义军的回信，密切地关注着起义军的动向。不久却传来非常不幸的消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战败，损失惨重；朱德率领部分兵力在三河坝同钱大钧部激战后转移。
面对共产党的严重失败，范石生没有动摇。无法同共产党领导机关取得联系了，他就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他毅然派遣本军某团上校参谋长、当年朱德的同窗好友敬镕，前往粤北、赣南等地寻访。可是敬镕从湘南到赣南，再回湘南，走了一个多月，始终未能找到朱德。范石生心情焦急，烦躁不安。
此时，共产党也想到了同范石生的统战关系。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写道：“南昌起义军，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系时用。”(《朱德选集》，第395页)
朱德于10月2日率2000余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1月上旬，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这时部队只剩下800人左右了。在这里，朱德又一次整顿了部队，“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办法。那些天，朱德同志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成天为这些关系到部队生存、壮大的问题焦急忧虑”。(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有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上看到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军16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的消息，兴奋不已。他同陈毅等人商量后，写信给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
过了不久，朱德收到了在范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送来的范石生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同上)
寥寥数语，范石生便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淋漓尽致。考虑到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怕因收留朱德部队事机败露而遭蒋介石暗算，有些犹豫，而曾曰唯所在汝城又是朱德当时驻地上堡至16军郴州军部的必经之地，于是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希望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唔。专此恭候。”(同上)其意是要朱德先去做曾曰唯的工作，并同他商量他们二人在何时何地会面以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等事宜。
范、朱达成三条协议，朱德部队成建制地隐蔽在范军中
得知朱德已到汝城，不等朱德前来郴州，范石生就亲自赶到汝城面见朱德。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朱德选集》，第395页)经过短暂交谈，双方达成三条协议：一、同意合作后朱德部队的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二、红军改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武器弹药和被服。这后两条协议还是范石生主动提出来的。朱德起义军和范石生16军的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就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范石生说一不二，办事雷厉风行，很快运来了可以装备一个整团的军需物资。朱德后来说：“他接济我们10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严中英回忆道：“范对我说：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天气这么冷，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去。我从侧面了解，范对这部红军是按照一个团的军需物品和粮饷等予以补充的。”(严中英：《南昌起义后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在合作期间，朱德以16军总参议的身份不时同范石生会晤，与他共同探讨当时重大的理论、政治和军事问题。在朱德的帮助下，范石生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范石生曾拿《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这两本书让部队的教官看，他说：“马克思的学识很深，辩证法更不易懂。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细细琢磨会懂得的。”他不仅让自己部队的教官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邀请朱德到军官团讲演，让中下级军官听其灌输共产主义、马列学说。
这段时间，范石生还做了三件帮助共产党的事，甚至准备和朱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
范石生任由朱德在当地联络和发展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范石生同意朱德的建议，将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张子清、伍中豪营编为第141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兴、汝城农军200余人编为第16军特务营，并且给他们提供给养和装备。这里，就有三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为统一领导，朱德等人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16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朱德还召集郴县、耒阳、宜章、资兴、汝城、乐昌、仁化、始兴等县的党组织代表开会，准备在12月中旬举行湘南暴动。
范石生任由朱德在仁化、曲江等县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在仁化董塘，朱德部队配合各乡农民自卫军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处决了其中27人。接着，粉碎地主武装的反扑，并一举攻下仁化县城。朱德部队还曾一举消灭了清水塘地主武装，将反动民团的武器统统送给了农民自卫军，将地主恶霸交由他们发落。(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土豪劣绅跑到广州，向广州行营主任李济深报告，李打电话给范石生，“你部有共产党，要查究”，但他不予理睬。(范木兰：《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122页)
范石生还任由朱德率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甚至准备和朱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广州起义举行之前，中共北江特委传来广东省委指示，要朱德率部参加。他们途经韶关，请范石生拨给广州的车皮，范石生一口答应。只是临上火车时因得悉广州起义失败而中止。此后，朱德和范石生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所属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把部队拉到广东雷州半岛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向桂越、滇越边境发展，扩大革命力量。”(李奇中：《朱德同志与湘南起义》，《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76页)李奇中在犁铺头整训之时是朱德起义军教导大队队长。他和朱德接触密切，是最有可能得知这个极其重大的秘密决定的几个人之一。
范石生大义送朱德，其情其义其恩其功重如山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接到蒋介石密令，范石生考虑再三，决定让朱德暂时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随即，他给朱德写了封信。当时情况紧急，况且戎马倥偬几十年，范石生的这封亲笔信未能保留下来。但是34年之后的1962年，朱德仍十分清楚地记得这封信中的主要内容。他在那年6月同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谈话时充满感情地说：“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朱德：《从南昌起来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第396页)
朱德部队离开时，范石生又派人送来了几万元现洋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军需装备，连同过去送给朱德起义军，张子清、伍中豪营和工农革命第3师第1团余部的各种装备，可以武装一个整师。当时，16军政治部科员吴登云和其他部分官兵二百来人，也跟着朱德一道走了。
朱德部队在大雨滂沱中离开之时，有人建议：马上派兵追击，并与附近驻军联络，将红军包围消灭。但范石生未予理睬，按兵不动，连装模作样的追击令都没发。事后，范石生以“朱部叛变”上报蒋介石，了结此案。并且称病前往广州养“病”去了。
朱德部队离开之后，于1928年1月5日攻占仁化县城，并在董塘帮助仁化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4团。又于1月12日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利用范石生按兵不动的有利条件，一举打垮了湖南军阀许克祥的五个团，俘敌千余并获大批战利品，建立了宜章、郴县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万多人，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还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开辟了大好的革命局面。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失败之后不久取得胜利的规模最大的起义，其意义“可与三大起义相提并论”。(刘学民：《论朱德和湘南起义》，《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4月)
4月下旬，朱德率领以南昌起义余部为主要骨干的湘南起义军1万多人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实行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朱德起义军得到了范石生慷慨无私作用非凡的帮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率领的这支革命火种难以保存下来，“很可能就打光了”；(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起义军难以取得湘南起义伟大的胜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也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作者郭军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