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会址争议：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

　　很多世人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争议，而且往往存在不小的争议，比如关于八七会议的会址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大凡上过学的对八七会议大概都不会太陌生，但仍然有很多人不清楚这场会议会址的具体位置。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关于会址亦有两个问题，第一，会议是在九江召开还是在武汉召开；第二，会场在汉口的具体地址。
　　20世纪50年代，曾经流传过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召开的说法，主要根据是蔡和森和瞿秋白的文章。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7月初，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这时期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实际上，中央机关未迁九江，而是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迁到上海。而瞿秋白所说他“不在汉口”，是指7月中旬他与鲍罗廷一起去庐山这段时间，而非指八七会议期间。
　　这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否定。因为文献记载和知情者回忆都很明确。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小引》记载：“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委员及湖南、湖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八七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武汉。周恩来1958年在回答夏衍关于八七会议会址的询问时明确指出：“八七会议根本不是在九江召开的，因为八一起义以后，不可能再去九江开会。八七会议是在汉口开的。”当时说在江西九江召开，是为了给汉口开会作掩护。1970年毛泽东在江西，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问毛泽东：“八七会议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毛泽东回答说：“在汉口开的嘛！”这一事实被许多当年在汉口的中央领导人所证实。因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会议在汉口召开已无异议。会址在汉口的具体位置有一个长期考证的过程，现在已经恢复的会场也有个别人持不同意见。
　　1956年，湖北省文物部门根据文化部的要求开始调查八七会议会址。因为线索不多又没有文献记载，所以进展不大。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曾乘车巡查了汉口的两所学校，蔡畅也曾到鄱阳街一带寻找过1927年她和李富春等人住过的地方。陆定一是会议的亲历者，当年以团中央委员身份参加八七会议，年仅21岁，是最年轻的代表，团中央机关就在八七会场不远处。按照自己的记忆和杨之华“在惠罗公司附近”的回忆，陆定一找到鄱阳街与黎黄陂路交叉口的原惠罗公司大楼——此时已是“江岸餐厅”。以此为据，他又找到惠罗公司西边一排房子（即怡和新房），认定第二个门上去的二楼就是八七会址。他上楼仔细查看了此房子，里面是一家照相馆（启新照相馆），天花板、楼梯等还保留着原样。怡和新房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建造的西式公寓，共有6个门洞，每个门洞有双楼梯通往楼上，陆定一指认的是第二个门洞左边二楼——即鄱阳街139号。此次考察初步确定了会址，但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文物部门还是不清楚会址的确切门牌号码。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反映八七会议时使用的是鄱阳街街景照片。此后，李维汉、邓小平、杨之华等人分别多次回忆，互相补充，他们都记得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家里开的。1959年和1964年，杨之华、杨葆清分别来到武汉，确认八七会址和中央其他机关地址。延安、安源等地纪念馆因办展览也先后来武汉找过，但大多没有结果。
　　1966年2月，陆定一来武汉。13日，在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等人陪同下，第二次实地查找八七会址。陆定一对谭维四说：“一九五几年我去过那里，给你们指过那里……会址在惠罗公司隔壁的二楼上。我去看时，房屋建筑没有变。”时隔八年后，在鄱阳街现场，陆定一先指认了惠罗公司，然后沿街往西走，指着惠罗公司与怡和新房之间的巷道说：“惠罗公司就到这里为止，再过来第二个门进去，就是开会的地方。”为了准确无误，陆定一先后两次走进第二个门和第三个门的二楼。经过反复比较和回忆，最后他再次认定鄱阳街139号二楼左边房间是当年开会的地方。之后，武汉有关部门向附近居民调查了解房屋和街道情况。1971年12月2日，召开了有陪同接待过中央领导的有关人员和一元路街道派出所民警等人参加的会议，进一步弄清了鄱阳街139号是当年三教街41号，这一带曾是外国人居住区，怡和新房一楼是各种商店等问题。后来，省、市文物部门将考证结果上报国家文物局，筹备纪念馆工作开始进行。1976年，启新照相馆迁走，会址恢复原貌，暂作内部开放。
　　1977年12月22日，刚被“解放”出来的李维汉实地察看会址。他先来到开八七会议时他和瞿秋白等人的驻地——德林公寓（离八七会议会址隔两条街），然后驱车按照当年他去会场的路线去鄱阳街。来到会址，李维汉看了之后，完全肯定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八七会议召开的地方，认可了陆定一的回忆，只是对会场的布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早在1972年9月，邓小平回忆会址时写道：“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一个俄国人家里举行的，街名门牌号码都不记得了。会议是在楼上开的。”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重返会址，对会址的具体位置没有提出异议。1978年，八七会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1981年，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上述结果并不被郑超麟所认可。作为与会者，他在几篇回忆文章中说：会址是在俄租界，与长江平行房子的二楼。这些与其他人回忆是一致的。但是，1979年11月13日他实地踏勘已复原的会址后却提出：会址不是鄱阳街139号而是123号。理由是，他曾经三次到过会场，第一次是参加八七会议，第二次是有人给他一个地址，要他去找一位同志，他照地址找到了人，才知那个房间就是八七会议会场。第三次是中央在罗亦农家开会（罗家是长江局和湖北省委机关，房子和八七会场房子背对背），忽然发现可疑情况。于是，都从罗亦农家后门溜走了。他发现罗家后门斜对着八七会场那栋房子的后门。郑超麟还说：开八七会议时他见到会场二楼坐着一位美国牧师，名叫“ransom”,是房屋主人。他认为南昌起义之后六天借苏联顾问房子开会是不安全的，而借美国牧师房子开会则安全得多。
　　八七会址所在的公寓式房屋，各个门洞的外观和内部结构是统一的，去过一两次难以分辨清楚。据多人回忆，八七会议前后，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中共中央领导人苏兆征、李富春、蔡畅等人也曾住在这里。到底是哪一栋？因无记载，又时隔多年，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
　　文物部门采信陆定一等人回忆考证的结果恢复八七会址，因为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又经过反复论证考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结果科学严谨，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郑超麟的回忆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当然，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也是一种说法，最终让历史来检验。好在他所说的123号目前也属于八七会址纪念馆周边被保护的范围，它将与八七会址一起永久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