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开始的
非我族类 2017-11-10
“五四”运动其实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为开端，1923年左右结束。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是如何“混为一谈”的
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声势。
历史学者在考察《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每每看到《新青年》杂志后期的巨大声势，难免会有意无意放大它前期的影响。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最初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当时，张国焘正在北大读书。
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陈独秀与蔡元培很早就认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件事必须经过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向教育部申报的时候，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最初一两年，《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
既没有鲜明的特色，主编和作者的名气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响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让出版商继续维持。
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杂志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杂志投过一篇稿。当时毛泽东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
《新青年》杂志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那个时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后来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就立即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他们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杂志抗衡，但没有搞得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陈独秀怎样炒作《新青年》
除了北大这块招牌之外，陈独秀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炒作”。怎么个“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杂志编辑部假冒读者的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登出来。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
《东方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杂志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与《东方杂志》竞争。为了打压《东方杂志》，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复辟活动。于是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中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而且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的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东方杂志》的很多老读者，老订户，不再订阅了，转过来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
除了陈独秀“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这个人到晚年，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就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为什么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对《新青年》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帮助呢？这里不说别的，仅举白话文为例。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
上面我说了这么多，意思是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并不象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1915年《新青年》杂志一创刊，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事实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还没有形成为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形成，应该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的事。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我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然不用说。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其他地区就要滞后一些。
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的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共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民主”与“科学”： 挡箭牌还是具体主张？
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是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最后，我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杂志的电子版。这套电子版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主题词检索。我拿到这套光盘后，试着进行主题词检索。检索什么呢，长期以来，我们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民主”与“科学”。于是我首先想到检索一下“主”与“科学”这对主题词。
但是检索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但也不过五六篇。
考虑到谈论民主和科学的文章，不一定标明在标题上。于是我又检索了《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检索的结果是，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一词的频度高一些，但也只出现1907次。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和“科学”这两个系列的主题词，出现的频度都相当低。
当然，我也检索了“民主”和“科学”的同义词、近义词。检索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检索以后，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于是我回过头去寻找他们的依据。经过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是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杂志；谈到《新青年》杂志，必提“民主”与“科学”；提起“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
这篇文章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也不是杂志发表的一篇宣言。实际上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杂志主张的人而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大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如何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呢？
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观念非常激进。这样一来，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去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陈独秀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1923年，胡适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讲的虽然只是“科学”。实际上，当时“民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大约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民主”与“科学”就逐渐受到中国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地位已经完全确立。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
所以我说，“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杂志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得到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认同了。《新青年》杂志如果仅仅是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杂志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主张受到当时人的较大关注呢？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众多话题。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杂志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新青年》杂志中的有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但在当时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呢。考察思想主张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拥护这种思想主张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这种思想主张最为反对派所攻击。
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
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杂志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当然，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杂志转向提倡社会主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建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2009年3月5日）
来源：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
作者：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