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们为何刻意否定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

　　新文化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场反传统的思想革新运动，但这场运动并没有很多人眼中的高尚和先进。当然，这场运动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们，包括陈独秀、胡适等人其实很清楚传统文化的优点，但依然刻意否定传统文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彻底地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
　　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面临的，是积弱不振的国势和列强侵略瓜分的危险，在此前提下。传统文化首先被归罪于不能提供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振兴的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说过：“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不是国粹。”
　　那么，传统文化既无能“保存我们”，那么我们对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必须“取由来的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的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只有这样，才能“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直视传统文化如敝履，必欲弃之而后快。
　　然则在传统文化付之一炬之后，国人应当怎么办呢?曰:“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不过能否退一步，作中西文化调和之想呢？不能。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这实际上是宣布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与西方输入的新文化是“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的，因此，他进而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的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反对骑墙的坚决态度跃然纸上。
　　上面这些激烈的言词和极端的态度，虽未直接宣称全盘反传统，实际上已是全盘反传统的倾向;虽未明白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这是一个思想革命的狂飘时代，是一个打破一切偶象崇拜的时代，也是一个权威流失的时代，当着国人背负数千年传统重担而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着国人积七十年文化改造失败的教训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痛感传统文化的必须彻底更新吗。他们将攻击的矛头明白以指向以“吃人礼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世界的矛盾非调和之药所能医治，而必须如火凤凰之涅梁，才能得到新文化的诞生。
　　明知传统文化优点却刻意彻底否定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们并非不知道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糟粕。比如陈独秀，他对儒学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评又有认同。
　　在儒学的内容上，陈独秀批判封建糟柏，认同精粹思想。他认为，孔子学说中有特色的主要是礼教和不言神怪两部分，而以现代的民主和科学的尺度衡量，礼教是反民主的，而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他批判儒学，主要就是批判以三纲为根本教义的礼教。他认同儒学，首先就是肯定孔子多言人事罕言鬼神的非宗教迷信思想。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就曾提到，中国敬天明鬼的宗教思想“不始于孔氏”，孔教多言人事，罕语鬼神，即使言天言鬼，也“不过假借鬼神，以隆人治”，指出这是孔子的“特识”?。
　　在儒学的社会功能上，批判为封建君主专制辨护的政治化的孔教，认同其作为一家学说的文化上的价值。陈独秀把孔教作为维护专制制度的灵魂、护符加以批判。但他区分了作为学者、思想家的孔子与历代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孔教。他不反对孔子个人，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甚至还把孔子和墨子并列树为青年学习的楷模。他也不否认孔学作为一家学说，在学术上有值得研究之处，如认为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提法，都值得探讨。
　　陈独秀集中批判三纲五常而不是否定孔学的全部内容;从非思想因素看，是批判独尊儒学“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而不否定儒学在一定社会范围、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对儒学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但虽然明白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但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却表现出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新潮社成员毛子水认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从学术思想来说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从历史来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胡适更进而言之，中国是百事不如人，艺术、法律、制度等等都落后于外国。有人提出了一些激烈的主张。陈独秀痛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钱玄同认为，要挽救中国民族必须祛除三纲五常的奴隶道德和神灵鬼怪的迷信思想，为此就得废孔学，灭道教，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以至废除汉字。包括鲁迅在内的其它思想家也都有激烈的言论。
　　陈独秀“满腔怒火地将孔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一系列猛烈的抨击。因为这种抨击是以整体性思想为出发点的，所以立即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的整体”，“我们必须把陈独秀对孔教的整体攻击，看作代表他的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
　　为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认识和行为上有如此落差呢？
　　这要从他们面对的环境和思想进行探究。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救亡与现代化的双重选择：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抗击殖民侵略；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家普遍面临近乎二律背反的痛苦抉择，无论国粹派、本位派、折衷派、西化派，都经受理论和实践的困惑，“矫枉过正”是近现代尤其是戊戍维新以来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矫枉过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世代相沿的信古风气、对孔圣人的迷信，深深积淀在人们思想与行为方式中的偏见和积习……，总之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于是，他们要付出浑身解数。在有史以来传统文化从未被怀疑和批判的情势下，只有这样坚决的全面否定的态度才能使国人惊醒，才能起到启蒙作用，也才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由于愤激，他们有时只想甩掉包袱，忘却了还应该打开包衹看看，留下不该丢掉的东西。就在他们反传统的时候自己却被打上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印记，这就“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的文化偏向。
　　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与传统文化的污名化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批孔的主要内容，按陈独秀的说法是:“儒学的核心是礼教，它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要害是三纲五常，汉儒把三纲神秘化，把它说成是天的安排，宋儒又把它发展为理学，因此三纲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其实，在清末世纪之交的启蒙思想家们，早已集中批判过三纲。三纲中最要害的是“夫为妻纲”。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清末的启蒙思想家，把妇女问题作为向旧礼教发动进攻的突破口。集中批判“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他们大呼“礼教吃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批判礼教入手，发动一场伦理道德革命，然后把战果扩大到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
　　但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自身面临巨大缺陷：他们对于奉为典范、模板的西方文化并不了解。丝毫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在缔造和维护社会共同体上的作用，从而导致直接走向了偏颇。
　　已经有学者指出：“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即一般意义上的“摆脱封建礼教”）。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是惊世骇俗的主角。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而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激进，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文化遭到极端污名化，从此之后，传统文化就与“落后、愚昧、封闭”等一系列贬义词画上了等号，名声臭不可闻。这也符合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初衷。
　　但问题在于，社会的演化是不可能出现断层式的“突变”、“飞跃”的，一个社会和它的文化如果改变，也需要长期和渐进式的渐变，而改变也需要从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元素变起。依靠强力和狂飙式的文化运动强行对社会实施硬性“推进”，其结果也只能是引发灾难。而在千折百回之后，社会还会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回到原本应该会有的发展轨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