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曹汝霖许德珩梁实秋回忆五四运动历史细节
非我族类 2017-11-02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公开发表。《传记文学》在“编者按”中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口述，马星野先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是后人研究、了解“五四运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文章篇幅很长，不能一一转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和9日分别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宣布接受的日期。当时的中国民众遂将5月7日和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大学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
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
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北大的会议已经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当时还埋怨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一点在天安门集合。
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北大学子义愤填膺，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5月3日会议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300多元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别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
曹汝霖的回忆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多年以来，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却又知之甚少。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学生们是如何火烧赵家楼的？多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中午，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为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出席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宴到中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说，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攻击曹、章、陆等人卖国，请诸位在总统府暂歇，不要出府回家。
学生们为什么要攻击曹、章、陆三人呢？原来他们都是晚清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对日交涉，在北京官场素有亲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曹汝霖和陆宗舆都在交涉事宜，后又经手日本西原借款(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章宗祥则与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及青岛问题换文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在青岛问题换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语，成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缘故，曹、章、陆当时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散席后，几人先到钱能训办公室稍坐，后来便各自回家，章宗祥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
赵家楼位于北京市东长安街北面，原是明代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凉亭似楼，故名赵家楼。曹汝霖搬到这里后，又稍加整修，当时约有50多个房间，分东西两院。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西式平房，由曹汝霖父亲曹成达居住。
当时，曹汝霖与章宗祥等人正在客厅说话，忽听外面有学生呐喊、喧哗，声音越来越近。奉命保护的警察连忙用木板石块之类的东西堵门，曹汝霖的一位朋友问堵门何用，警官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这时曹父见情况不妙，连忙让曹汝霖和章宗祥躲避，曹藏进与卧室相连的一个箱子间，章则被仆人领到了相对隐蔽的地下锅炉房。
不一会儿，曹汝霖便听见学生们涌进家门，问曹某人哪里去了，后又听见砰砰的玻璃破碎声，瓷器扔到地上的声音以及翻箱倒柜的声音；学生们又到曹父房间，将橱子里的燕窝、银耳等补品踩碎；最后把汽车捣毁，将客厅、书房浇上汽油点燃，刹那间赵家楼变成一片火海。
章宗祥听到上面火起，出来查看，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逮住一顿暴打。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抓了几十名未及躲避的学生。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后吴镜潭(吴炳湘)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到：“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3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广场摆着5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五四”记忆
当年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从他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相继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清华学子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
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名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张煜全、金邦正)。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所表现：“他(闻一多)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让“五四运动”的面貌更完整地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