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抵制日货 中国小贩被迫害致死
非我族类 2017-10-25
1919年的一个夏日，在经济和名誉同时破产之后，以卖东洋杂货为生的苏州小商贩王国才陷入绝望。在妻子的守护下，他眼带泪珠、满怀愧疚地度过自己30多年人生旅程的最后时刻。
致命的凶器是三包高磷含量的火柴头，它们被王国才当作药丸悄悄服下。之后，他蒙被而卧，呜呜咽咽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施救机会。
“王国才”之死
这个贫穷的家庭位于苏州玄妙观后一条名叫牛角浜的小巷里。绕过几家拆字摊、铁器店，就能看到一家旧货店，旧货店的楼上就是王国才一家租住的地方。玄妙观所在的观前街，相当于老北京的天桥，是一个集小吃、杂货、杂耍的传统集市。
在很长时间内，居住于苏州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地理优势，并没能为王国才的人生带来任何机遇。他之前在一间米行学徒，其间娶了媳妇——账房先生的女儿。他的运气不够好，刚刚3年学徒期满、就要拿到3块钱的月薪时，店主破产，他也因此失业，从此只能靠打短工和妻子做女工维持生计。
同学宋捷三的指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任职于一家洋行的宋捷三认识一家东洋号家，对方是个杂货商，专门从日本贩一些小孩玩具和学堂用品之类来苏州，再招一些本地小贩摆摊卖掉。在宋的担保下，王国才以免交保证金的特殊待遇批了20块钱货物，在玄妙观山门口租了个地方摆起了摊。
定价从廉，加上为人和气，让王国才的生意非常红火。一个月平均算来，至少能赚到10多块钱。妻子这时也换了个新工作:专门糊一种纸匣，每天除去材料之外，也可以得到工钱二三角。
至此，过去的一切不顺利，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他的小摊被卷入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因为日本人欺侮中国，夺我青岛，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引得全国人心激愤，一致抵制日货。
谨小慎微的王国才没读过多少书，连个字条也看不明白，无法理解这么大的一个风潮。风潮之中，起初每天还有几个人来光顾，后来一天天减少，终至无人问津。妻子糊纸匣的工作也受了影响，为了省钱，王国才在东洋号家曾批发了三四十块钱五彩的包装纸囤在家里，这样一来，这些花血本批来的纸也不能用了。
“王国才”是个虚拟人物，事实上他存在于小说之中。小说的作者、清末民初文坛的著名翻译家、小说家和出版人包天笑，套用了俄国作家赫尔岑同名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这篇作品:《谁之罪》。
小说发表在包天笑主持的《小说画报》第21期上，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1日。在后记里，作者强调，“我做这篇小说，确是纪实”。
抵制日货
“风潮一天激烈一天，不多久就从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内地。苏州地方一向跟着上海走，便有学生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
苏州学生对北京“五四”的呼应，与包天笑描述的一样快。据《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记载，早在5月6日和5月7日两天，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工专、农专、医专以及桃坞、英华、晏成、萃英中学等学校就分别建立了学生自治会。
5月9日下午，苏州学界就举行了环城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鼓动民众。第二天，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议决以宣传、讲演、调查国货、抵制日货为急务，联络各地商会切实倡导，公电吁请各地学界共策进行。
到了5月28日，苏州学生全体罢课，学生们在国旗下宣誓完毕后，再次掀起了一场万人规模的游行。他们从体育场出发，到察院场口，然后分路回校。所持标语旗，都插于玄妙观，伴供众览。玄妙观成了一片“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等旗帜的海洋。
在包天笑的小说中，这样一个下午，“王国才”听到消息，许多爱国学生要到各家店子里搜查日本货。他急急忙忙把摊子收起来，东西还没收好，就遇到了游行到玄妙观的学生。
看见王的摊子上全是日货，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有人嚷着说，“这是卖国奴，专替东洋人销货色”，“应该把他的东西全数烧掉了”。“王国才”瞪着眼睛，张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身子乱颤。一个学生提议，到他的家里去搜搜。
一群人跟着“王国才”从玄妙观山门口，涌到牛角浜。到了门口，家里人惊慌失措，以为他犯了什么罪，捉人来了。幸亏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学生安慰说，“你们切勿惊慌，我们是来搜查日货的，绝不来惊扰你们。”学生们搜查半天，把他妻子糊纸匣子用的纸料搜了出来，一调查是日货，七手八脚地搬到玄妙观后面的空场上烧掉了。
在1919年的现实中，此时，几乎整个苏州城都在接受学生们的思想洗礼。东吴大学迅速形成了爱国学生讲演团，分头在热闹场所演讲。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生，自编自演了一出亡国惨剧新戏，将“朝鲜灭国惨史”编入，借以惊醒国人。
东吴大学各科学生除积极宣传外，还带头不用日货，各人将自有之日本货物，一律毁尽，并对天立誓，今后不再购买日货。苏州的报社，拒登日人之广告。所有各街巷口之日人广告，一律被学生等拆除撕毁，并换贴“劝用国货、抵制日货”等种种印刷字样。
商人的义与利
家里被学生们搜查后，“王国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气，从家里走出来，随时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这是卖日本货的朋友”。
他被烧掉的货物都是从东洋号家赊来的，现在两手空空，无法面对热心为自己担保的同学宋捷三。“当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担了个卖东洋货不爱国的恶名誉”，两相叠加，让他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归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
苏州这场光明磊落的举动，在6月6日那一天，从抵制日货升级为全城罢市。看到苏州商会对于罢市的迟疑，苏州全体学生在这天一次次排队到商会请愿，商会领袖则表示要邀集各业董事会商后方能决定。
据《申报》报道，6月7日，学生们说，如不允8日开会议决罢市，则情愿“饿腹终夜，在此不散”。商会会长无奈同意次日开会，下午5时一律罢市。
8日一早，学生们便开始分队挨户劝说商家罢市，“凡学生所到之处，商店即相率闭门”。苏州罢市发生时，“如有心存观望之商店，不受学生劝告，即众口詈之为冷血动物，非使其自悟闭门不止”。
然而，学生们强大的动员能力并没有使得罢市完全实现。6月10日的《新闻报》报道，苏州各商店米店、酱园、南货店等虽在照常营业，然皆半掩其门。饭店则开门者居多数，酒店仍在暗中营业。
10月的《新闻报》也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在商人动摇之际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坚持到底”；或晚间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潜行”，将油印传单数万份塞进各商店的门缝，要求商家继续罢市。
“那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的服务业等，往往会因为抵制日货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反对之情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是国货的发展机会。”复旦大学副教授冯筱才，倾向于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同行业和地域对抵制日货的不同态度，“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国货的生产厂家，如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因此这些地方的抵货运动便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
冯注意到，“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
根据1933年日本研究会《抵制日货之考察》的研究，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从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本文参考了《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跌荡一百年》《承继谴责遗风的通俗社会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广陵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