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善后大借款：袁世凯的这笔款项究竟被用在什么地方
非我族类 2017-10-19
所谓善后大借款是指1913年4月26日，北京政府与五国（英、德、法、日、俄）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5000000英镑，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笔借款，此次借款刘秉麟先生认为是“袁世凯居心制造内乱，与迫切的需要外资去镇压革命的原故”而产生的，以往的研究中善后大借款往往被看作是袁世凯为了镇压二次革命而向外国屈膝投降出卖国家利益而得到的罪恶之款，笔者认为应该客观看待善后大借款。
一
善后大借款的金额之多、，还款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的，对其性质进行评价，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考虑。在当时的情形下，无论是谁执政借款都是必须要进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南方革命当人也曾再三筹款，日本曾秘密借款四项给南京临时政府，但是数额较小，最多的一次不过三百万元，但对于解决当时的财政问题只是杯水车薪。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行为只是因为西方国家对其封锁才成为泡影，所以对于北京政府借款这一行为我们不应该多加指责。
关于善后大借款合同的具体内容方面，贺水金先生在其《重评善后大借款》中作了详细客观地计算和评价，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善后大借款中支付的费用，包括利息、折扣、汇费、经理费等项，这是借款作为经济行为必须遵循的经济法则，是必须支出的费用。此乃经济学常识，谈不上卖国，至于是否造成经济损失，则要看费用是否过高，且应从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状况来判断。”经过他的计算，折扣、利率、佣金都是合理的，不应该扣上损失、卖国的帽子。
在关于以盐税、海关等作为借款、抵押保证方面，用比较稳定的收入来做抵押也是银行团肯定要选择的，伊利奥特致唐绍仪的信中说：“为取得这样一种收入和维护中国独立和荣誉所需的财政信贷……（1）中央政府必须采取由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可的征税方法，来取得足够应付民国现在的常年需要。并且可能随着国家不断繁荣，递增其数目的收入；（2）这些收入在开支时，其使用办法和目的，必须按照西方的行政经验证明，它是可靠的和有效的。”无论是在外国银行家眼里还是外国政客眼里，借款必须用一种可靠有效的方法来保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盐税。作为资本家的代表选择了盐税，受控于政府的六国银行也选择了盐税，这同时也在证明选择盐税来做担保也是当时袁世凯政府无法抗拒的。
历史上对于善后大借款的指责还认为是袁世凯政府借款时为了急于筹得经费发动战争镇压二次革命。有学者通过对《申报》关于借款实际用途的有关报道进行统计得出善后大借款既未用于内战亦未发展经济。我们可以从善后大借款对借款的用途规定来考察，五国银行团为了保证他们的借款可以有效归还，对中国政府的借款及其用途进行严格监控，袁世凯擅自挪用大部分款项用于镇压二次革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刘秉麟先生认为借款的用途实际分为“一、偿还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两年赔款，六国银行垫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垫款，比国借款，及中央各部所欠五银行零星借款，约六百余万镑。二、预备赔偿外人因中国革命所受损失款项二百万镑。三、划还各省历年旧欠五国银行外债二百八十余万镑。四、预备裁遣各省军费三百万镑。五、预备中央六个月行政费即各项工程费五百五十余万镑。六、整顿全国盐务经费二百余万镑。”2500万英镑按照合同规定进行折扣计算后世21280041英镑，加上扣除了首期手续费和汇费等，实收款额只有20381000英镑，从上述实际用途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借款是用来赔偿旧债，行政费大约为四分之一，仅占实际金额的四分之一怎么能判断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为了镇压二次革命而借的呢？就五百万英镑的实际金额来说，这个数目不是很高。
二
善后大借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在47年中，中国实际上应付出款额68105987英镑，而袁政府实际所得，约按10000000英镑计算，收支差额竟达58105987英镑，约为政府实收额的六倍。以当时一英镑合12银元计，中国实际上应付出银元约817000000元，为甲午与庚子赔款以来，中国的一笔最大的负债。利息和本金相比高出如此之多，成为中国巨大的经济负担。善后大借款的最大弊端在于中国盐税自主权的丧失。盐务为中国的行政，中国政府有权决定盐务的一切事务，但是善后大合同规定要设立盐务署并且其中雇佣洋人，就实际效果而言，中国的盐务行政不再是由中国政府自由决定，而是被迫要考虑洋员的意见。
这个借款不是单纯的经济借款，它涉及到一定的政治利益。西方国家阻挠先前克利斯浦借款的实现，迫使北京政府只能向他们借款也就证明了他们企图在其中谋得一定的利益，其所指定的借款用途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清还中国对他们的赔款和借款，尽可能地达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借款的条件不少牵涉到中国的内政，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到：“借款之条件，对于吾人似已触及中国之行政独立”作为六国银行团之一的美国一向标榜自由、公平，但是它亦觉得在某些方面善后大借款对中国的内政有所干涉，善后大借款对于中国内政干涉确是不争的事实。
善后大借款是北京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能说成是袁世凯为了镇压二次革命而向外国屈膝投降的产物，从善后大借款的合同来看，袁世凯用于战争的款项占全部款项的一小部分。但是善后大借款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合同里牵涉到了中国的行政独立，尤其是部分盐务自主权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