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中日关系的恶化从“二十一条”开始
非我族类 2017-10-11
共识传媒：我们在7月6日的《读卖新闻》上读到您一篇关于“二十一条”的文章，今年又正好是“二十一条”提出一百年整。所以，我们想结合这篇文章，向您请教几个关于“二十一条”的问题。
首先，我注意到，您这篇文章中认为“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中对立元年，那么我想问的是，难道日中对立不应该是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甚至更早吗？因为日中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交恶了。
奈良冈聪智：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和清国围绕朝鲜和琉球进行军备竞争，都主张用军事实力解决问题，最终酿成甲午战争。可以说，对清国或者说是现在的中国而言，这场战争是日中交恶的一个原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但我注意到，甲午战争之后，日中之间也并不都是交恶，清国当时有一种思想，就是要向进入现代化的日本学习，并且向日本派了大量留学生，当然日俄战争以后，留学生的数量就更多了。甲午战争以后，清国推行戊戌变法，应该讲，这个变法就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清日之间也有敌对的一面，但清国的主流想法还是向日本学习。当时的清国，是满洲人统治的国家，不少汉族人认为应该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打破满洲人的统治。孙中山要搞革命的时候，也是几次来到日本。
可以说，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直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日中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互相交流、互相了解，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尽管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满洲的一些权益，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能接受，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也发生了一些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和事件。全面来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中之间既有对立又有交流，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也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关系。帝国主义方面，相比日本，当时的俄罗斯和英国渗透到中国的势力可能更大。但是，这种格局发生最大变化的一个契机是“二十一条”。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共识传媒：您刚才提到孙中山，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十一条”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源于孙中山向日本三井物产借款合同的条款。您如何评价？因为在中国的后世，都将“二十一条”的罪责推给袁世凯。
奈良冈聪智：我先讲袁世凯再讲孙中山，袁世凯确实是接受了“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这样的屈辱条约，中国很多人认为他是卖国贼或者叫汉奸，对他的评价很差，这个我听说了。因为在谈判最后，大部分内容北洋政府方面都接受了，这件事也反映出袁世凯一方的力量还是不够。
但是现在看当时的日本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谈判内容，当时日本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始终不被北洋政府通过和承认，是非常焦急的。看得出来，袁世凯想尽量拖延谈判，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或者反对，进而得到欧美列国、西方列强的支持。而且，他的这种做法也确实效果不错。
我个人认为，袁世凯的谈判交涉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非常巧妙。其实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还向中国提出了其他各方面的要求，清国和中华民国大部分也都是妥协了的。“二十一条”因为提出了很多不合理要求，非常多的条款，袁世凯当时就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也进行了彻底的抵抗;而且当时日本方面瞒着欧美各国提出的一些要求也被袁世凯透露给了欧美列强，使得日本在欧美列强中得到了孤立，这是袁世凯做到的。
甚至，“二十一条”这个说法也是当时北洋政府在媒体上反复宣传，才让这个名称为人们所普遍熟悉的。在当时的欧美各国尤其是媒体中，很多人是同情而且支持袁的。支撑袁世凯政府外交的是像顾维钧这样留学归来的年轻外交家，他们的英文都很好，在谈判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都说是二十一条，但实际上袁世凯只答应了其中的十三条或者十四条。也就是说，袁世凯虽然接受了其中的大多数条款，但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很多东西都推回给了日本。在我看来，袁的形象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为“二十一条”，更多是因为他镇压了孙中山，还有一个是晚年他要做皇帝，这两点把他的形象给破坏了，外交上我觉得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他能做到那个份上是值得肯定的。
不能因为孙中山要寻求日本政府支持就说他支持“二十一条”
奈良冈聪智：再说孙中山，“二十一条”谈判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他是政治避难流亡到日本，为了打倒袁世凯再次发动革命，他到日本主要是筹集资金来的。他在日本的行踪，当时是被日本政府监视的，日本外务省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孙中山和谁见面了，到哪儿去了，都有详细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中具体记载的他的具体言论不多，比方跟见面的人说了什么就没有记载，但是他频繁见的是像犬养毅、宫崎滔天这些主张亚洲主义的人，这种记录是有的。由此就能看出当时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憎恨，他是一心想推翻袁世凯政权，但当时日本主张亚洲主义的这些人力量还不够强大，孙中山就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有一个记录显示，在1915年的2月或者是3月，正值“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支持孙中山革命，作为回报他会给日本的企业包括日本政府一些好处。他答应的内容或者说写的信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和“二十一条”重复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孙中山同意“二十一条”的一部分内容。但我以为，孙中山本人并不是支持“二十一条”，他只是为了增加革命的势力，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至于孙中山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提出的一些回报内容同“二十一条”条款重合，很多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在讨论其真假，因为有研究人员指出他这封信的签名跟平时不一样，进而认为这是一封假信。
我本人不能判断他签名的真假，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所有的签名。但我觉得日本外务省当中留有很多关于孙中山当时的记录，这种东西应该不能是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因为当时受到了袁世凯政权的镇压，出于反抗或者对袁的憎恶，虽然不是完全发自于内心，但还是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应该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今后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关于孙中山，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搞透。
袁世凯政府缺乏完全拒绝“二十一条”的力量
共识传媒：您在文章中还提到，当时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一次演讲中说，“二十一条”交涉的整个过程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失策，幸亏袁世凯政府最后答应了其中一部分内容。虽然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想问，如果当时袁世凯坚决不答应的话，日本方面又当作何应对？
奈良冈聪智：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答应，因为日本当时的军事力量远比北洋政府强大，而且(二十一条中的)一条到四条都已事先得到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四国的承认。而在当时，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是其他各国惯用的手法，当时的欧美列强都这样做，像美国也是借助墨西哥战争占领了南部的一些岛屿，还有就是英、法在奥斯曼帝国扩大势力范围，意大利更是违背了三国同盟去侵犯奥地利，获得了奥地利南部。“二十一条”可以说是和欧美这些国家比较相似的一种做法，中国没有完全拒绝或者说抵抗的实力，我们现在说如果有当然是最好了，但是遗憾的是袁世凯政府没有这个力量，因为当时的中国处在被欧美列强和日本侵略、瓜分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抵抗，但是只有能力去抵抗一部分，大部分还是不得不接受。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袁世凯，还是要给他一部分肯定。
共识传媒：现在在中国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称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同日本交涉“二十一条”过程中，他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使得日本人不再信任和支持他。您怎么看？
奈良冈聪智：客观上看，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做了最大的抵抗，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舆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认为袁世凯政府做得远远不够。在他们眼中，袁世凯被描述成卖国贼。而且，当时共和制理念在中国虽然进展速度很慢，但中国也开始推进这样一个理念了，袁世凯称帝的做法，在这个环境中显得有点背离历史潮流。
日本方面看，在袁世凯想称帝的时候，日本大隈内阁的中心人物尾崎行雄，他就认为应该支持革命派，然后推翻袁世凯。确实如你问题中指出的那样，日本内阁当中或者说政府当中排斥袁世凯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
提出“二十一条”令日本方面丢掉中国民心
共识传媒：您在文章里边还指出，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是一个失策或者说失政，但是在中国国内却认为是袁世凯政府的外交失败了。
奈良冈聪智：这是因为评价的基点不一样。加藤外相当时的一个视点是要长期维持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把从德国接手的青岛、山东半岛的权益还回给中国。
表面上看，日本的诉求绝大多数为北洋政府所接受，但我这里谈到的外交失政是指虽然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满洲，但是丢掉了中国人的民心。因为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开始步入了一个民族统一的进程，已经不是那种任列强宰割或者瓜分的国家了。
日本可以说是违反了这种时代的潮流，提出“二十一条”，那就等于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自此以后，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原本对中国人来说，英国、俄国可能是更大的敌人，但是因为“二十一条”的出现，日本迅速成为阻碍中国民族统一最大的敌人。
当然，不能说“二十一条”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本来日中之间日渐能够孕育着很多可能性的关系，“二十一条”把这种可能性给变窄了，从扩大了日中对立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失政。
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舆论是日方提出“二十一条”的动因
共识传媒：您刚才也提到，当时实际上一些政治家比如加藤外相对“二十一条”的交涉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们既然看到了提出“二十一条”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什么最后还是推出了呢？
奈良冈聪智：加藤外相是一个稳健派，或者说是对欧美文化更了解的开明派，他知道“二十一条”的很多要求是很过分的，也预想到了中国和欧美都会反抗。为什么还是执意要推出？而且即便谈判不顺利，最后也不妥协，还一直坚持要求中国答应。
我认为决定性因素是当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加藤当时其实本来只想谈满洲和山东半岛问题，但是日本国内当然不能同意，陆军、财界、媒体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更多要求，舆情沸腾，纷纷要求同中方强硬交涉，就当时的内阁来讲，违背这种舆论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在谈判当中，日本的政党内阁面临选举的问题，在选举过程当中如果外交谈判出现妥协，(选举)肯定会失利，所以他也是没办法，只能往后退了。综合来讲，国内舆论、选举和陆军方面的压力，促使加藤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向中方提出“二十一条”。
加藤外相在当时也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外交失政，但现实中他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担任首相时，币原喜重郎任外相，币原主张同中国协调外交，并且推进了这点。我认为这是对“二十一条”进行反省，将其作为教训的基础上，才制定的外交政策。
当时，还有一位政治家原敬，他也是对“二十一条”一直都持批判态度，他同币原一样也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外交。可以说1920年代，在原敬、加藤这些政治家的主导下，当时的日中关系并不是很坏。遗憾的是，加藤和原敬去世以后，政党的势力被削弱，军部势力开始增强，最终酿成了战争恶果。
日本战前的民主化还是有所进展的
共识传媒：提到战争，您认为在二战之前，日本民主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当时民主化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我们现在能从那段军国主义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奈良冈聪智：首先关于民主化，当时有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叫《明治宪法》，就是以天皇为主权，一般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宪法，因为它比较暧昧，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是，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昭和，日本的议会制度是存在的，可以说民主化还是有所进展，比如说天皇的权限，宪法赋予的权力是很强的，但天皇几乎是不能行使(宪法权力)的，是被限制的，比如，他不能决定谁做首相，也没有免去首相职务的权限，实际上掌握权力的是长老政治家。
长老政治家当中最有实力的是对欧洲议会政治最有见识的伊藤博文，他也是宪法的制定人之一。《明治宪法》颁布十年后，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政党叫立宪政友会，这样，日本政治也就朝着政党政治的方向迈进了。到了大正时代，桂太郎又组建了另一个政党叫立宪同志会，后来先后改名叫宪政会、立宪民政党。到了昭和时代，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两大政党成型，也就是说，在昭和初期，日本就形成了两大政党的体系。
关于议会和政党的关系，从大正末期一直到昭和时代，都是众议院院长做首相，也就是议会内阁制。宪法的内容对议会内阁制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现实上来说，议会内阁制作为一个习惯就成立了。再就是，君主制，一直到昭和时代，天皇的权力都是被限制的。英国的说法叫做君临而不执政，日本天皇的作用跟英国国王也差不多。在大众层面，天皇是作为一个神的存在，这是精神层面的;但是，在现实中天皇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当然了，不排除一些军人对天皇寄予期待。
总的来说，从1924年到1932年这个期间，两大政党交替着轮换执政，君主和长老又没有太大的权力，议会受到重视，是这么一个政治形态。
军国主义道路上，日本天皇被军人利用了
共识传媒：刚才您提到1930年代之前，天皇的权力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但是到了1930年代，军人的势力快速上升，日本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我们的问题是，在军国主义化这样一个过程中，天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奈良冈聪智：天皇并没有作为主体去推进军国主义，是一部分强硬派军人在天皇的名义下反复采取了一些无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利用天皇的名义批判政党政治。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昭和天皇对这些强硬派的军人并没有什么好感，1931年的“满洲事变”他还明确表示过反对，但是因为害怕发生政变，天皇的表态并不算特别强烈。
到了1936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这是一个军事政变，发动政变的军人试图让天皇亲政。他们原本以为天皇会支持他们，但是天皇对政变非常愤怒，下命令要坚决镇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实际上天皇也是反对军部执掌权力的，而且对侵略中国大陆他也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但是当时政府的力量太弱，天皇更是没有超越政府去控制军队的势力。
后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天皇其实更有权力，他能够压制住军队，实际上“二·二六事件”也确实是被镇压了，1945年的战争结束也是天皇宣布的终战决定。但现实是，当时天皇最担心的是发生政变、日本社会动荡、社会治安变坏，所以从明治开始，天皇从政或者干涉政治这一点一直是被限制的。而立宪君主制是明治时期起日本天皇制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天皇自己也认为不出现极其特殊的情况，自己不要介入政治，也不要管控军队。
共识传媒：那是不是说天皇被军人利用了？
奈良冈聪智：可以这么说。
共识传媒：有研究认为，在二战时期，天皇通过召开御前会议，把重要大臣召集在一起开会来做出重要的决定，对此，您又怎么看？
奈良冈聪智：确实有一些重要决定是御前会议作出的，比如和欧美开战，太平洋战争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最终天皇是允许了这个开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皇有发动战争的责任。但实际上此前还召开了好几次御前会议，在这几次御前会议上，对开战表示出最消极态度的是天皇，他几次发言都提到要尽可能地坚持和美国交涉。在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之前的一次会议上，他引用了反对日清战争的明治天皇的一首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太平洋战争也是同样的态度。
另一方面，日中战争并不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是卢沟桥事变引起的。当时在现场地有一些要停战的趋势，但日本陆军派大量军人进驻内阁府，军方加大了日中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宣战，也没有在御前会议这样正式场合得到天皇的承认，天皇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机会、正式的场合去正式表达他反对的意见。当然，非正式的渠道还是有一些意见反映给天皇，而且天皇也明确表示卢沟桥事变不能扩大，几次反复表明。后世的我们来看，天皇当时应该更强烈、更鲜明一点来反对，但实际上是天皇被积极准备推进战争的政府给绑架了，没有明确表明反对的机会，致使战事越扩越大。
美国主导日本战后民主化令日本失去了一次重新审视自身政治的机会
共识传媒：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没有美军的占领和民主化改造，日本自己进行民主化，难度会更大吗？
奈良冈聪智：当然，可以说是美国的驻军或者说是美国彻底改变了日本宪法，实施了一个彻底的民主化制度。这样，对日本来说，在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没有经过那么多苦恼和犹豫。相反，如果是日本方面自己来进行这样的政治改革的话，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想法和主意，而要统一那些不同意见，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
以天皇为例，战败后，昭和天皇曾经一度想要退位。1945年到1952年期间，他曾经三次正式地很认真地提出来自己要退位;当然，天皇制还要存在，只是自己要为战败负责任、应该退位。最后，麦克阿瑟和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不仅要保存天皇制，而且昭和天皇也要继续在位。如此，天皇做了一个人间宣言，宣称自己要和战前的自己告别，仅此而已，并没有再继续说自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天皇如果在现实当中做更多发言的话，日本就可能发生比较大的混乱。
再一个就是宪法的问题，刚才我也说过了，明治宪法是一个很暧昧的宪法，往好的说是比较灵活。当时，就有像东京大学的美浓部达吉教授、京都大学的佐佐木惣一教授等法学学者那样反对修改明治宪法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早已证明，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之下，日本也可以推进民主，战前就曾出现“一元型内阁”和两党制，虽然日本曾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沿用明治宪法，仍旧能够满足于重新建设新的日本。
所以，从这些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GHQ的主导，关于民主化的推进，日本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而且往往比较分裂。关于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总之，日本没有花太多代价就实现了民主化。继而，马上就进入到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阶段。但也正因如此，日本也可以说是丢失了一个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政治的机会。
军国主义和空想和平主义都不适用于日本
共识传媒：我们注意到，现在日本国内舆论，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声音非常多，但安倍内阁还是执意在众议院通过，如果说加藤外相所处的时代，日本政府是被民族主义所裹挟，那么到了今天，政府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顾及民意。对此，您怎么看？
奈良冈聪智：现实政治并不是我的专长。战前的日本舆论是一种膨胀式的，强烈要求对外扩大权益，也可以说是一种军国主义式的。战后的日本舆论则是完全相反的——空想的和平主义：很多人认为，日本行使军事的行为一概不能有，也不能持有军事力量，甚至连自卫权都不能有，在战后初期这种声音特别强烈。现在虽然有一些变化了，但现实中对行使军事力量和扩大军事力量，日本国民还是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识。
我觉得如果从宪法的字面上看的话，自卫队本身就是违宪的，日本现行宪法对日本方面是否可以行使自卫权的态度是很微妙的，也可以解释成，是不允许有自卫权的。我也认为日本的宪法应该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一样具有一个现实意义的内容，我觉得安倍政府正在推进安保法案，在方向上是没有错的，因为，我觉得日本战后空想和平主义的想法，也是需要纠正的。
安倍政权是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但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地理上的限制比较暧昧，所以这个地方还需要讨论。也就是说，安倍政府的做法，像是从空想和平主义又翻了一个个，国民担心他是不是要走向一种没有限制的自卫，在我看来，不管舆论还是安倍政权，都有一点走向了极端的感觉。舆论再多考虑一点现实情况，安倍政权则应该不让中韩等邻国感到不安，应该很明确地对外表明：日本不能再有也不会再发动侵略战争，只会自卫地行使军事权，也就是专守防卫的方针绝对不会变，地理上不是说到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这些都需要解释说明。所以，我觉得现在舆论和安倍政权，两方都不太对劲。
共识传媒：我们认为，您写的这篇关于“二十一条”的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政府、学界还是民间，更多的都是将自己的视野聚焦在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话题上，而忽视了真正导致中日对立的一个根源性事件——“二十一条”。
奈良冈聪智，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政治外交史，代表作《加藤高明和政党政治》获第36届吉田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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