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扮演的角色
非我族类 2017-09-29
张鸣: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
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词,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 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作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 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跟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
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厌恶又艳羡,还很恐惧的角色。
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正好跟古代掉过来),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庚子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占领军中的日本军队,相对来说对中国人比较客气,因而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恶感稍减。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畏惧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磨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供给小徐,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的重点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如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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