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改革者自身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
彼岸花开 2016-05-24
戊戌变法
改革者自身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通常的说法都是归于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袁世凯的告密等。但对于改革者自身的失误分析比较少。象戊戌变法这样在民族危亡时刻展开的全面改革，有反对者是很正常的。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因势利导。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误。
其一，变法没有顶层设计，事情想得太简单、太急于求成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一生仅仅面见过一次光绪帝。光绪帝向其抱怨反对势力强大，自己没权等。康有为对光绪帝强调三点。一是坚定变法决心，必须变法，全变，大变，不能枝节之变。二是变法的美妙前景，“泰西(注1)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于反掌间耳”。三是针对皇上无权的情况，“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对于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缺乏商法、民法的传统(注2)，对于如何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和依靠力量，如何用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改革的分步展开都没有冷静的思考和系统的设计，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改革是改错，一般不到生死攸关的绝望关头，政治势力没有断然改革的勇气，但面临绝境的改革却为改革布下了地雷阵和万丈悬崖的陷阱。改革的绝境环境，使得改革的主导者不能犯大错。一旦稍有失误，反对者就将以失误作为攻讦的口实，观望者却以之为退缩的砝码，改革者也难确保自己的信心。这时刻，不仅需要康有为鼓励光绪帝壮士断腕。更需要以其为首的维新派妥善安排全局、步步理性的谋篇布局、通盘规划;还要有吸纳各股势力、化干戈为玉帛、杜绝兄弟阋墙的内部损耗的胸襟与气魄。但是客观地说，这些必要的功课维新派并没有做。自公历1898年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期间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当时大部分地方对于光绪帝的政令都没有忠实执行。但是就连忠实执行皇帝政令的湖南省都跟不上变法的步伐。
光绪帝
其二，不懂得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以光绪和慈禧的关系处理为例，当时的权力结构是帝—后结构，光绪虽然是合法的皇帝，但他不仅仅是没有实权，关键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朝中大臣多是她的亲信，实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慈禧手中。不管维新派是否愿意，这就是现实。光绪如果能够承认现实，处理好与慈禧的关系，利用慈禧的政治经验和在大臣中的威望，实际上可以增加变法的胜算。在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光绪痛哭流涕，慈禧曾安慰皇帝说：“苟可致富强者，尔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在争取慈禧支持变法之前，按理应该母子俩互相敞开谈一下，取得彼此的谅解和支持，也适当地宽慰慈禧归政后感觉被冷落的心理(注3)。但光绪很不策略地请庆亲王奕劻转述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如太后不同意变法，我愿退让此位，不敢做亡国之君”。当时国家危机重重，光绪这样说实际上是在以撂挑子为要挟，激化矛盾。慈禧恶狠狠地说：“由他去办，事办不出模样，再说。”这实际上是把慈禧推到了变法的对立面。以致变法开始第5天，慈禧就命宠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津一带兵权;规定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将帝党核心人物、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削职为民。事实上慈禧要的是权，并不是反对变法图强。在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后的两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颁布新政上谕，清末新政在慈禧亲自推动下启动。但可惜的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改革的窗口期已经过去，民主共和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后话(注4)。
其三，康梁与光绪主导的维新事业除继承洋务实业改革外，更强调体制的变化，这是对的。但维新事业的体制变革，重在除旧而非创新，重在存量而不是增量，或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充分展开。但维新大刀阔斧式的除旧改革，一下子触犯了社会各阶层太多的既得利益。如裁官、裁军;满人自谋出路;废八股，改策论等。“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摘自《梦蕉亭杂记》)。再拿科举考试废八股来说，自明代以来就一直有此论。但不见得在变法伊始就做。康梁将其作为重要改革措施，曾激发上下愤怒。赶考的士子们应该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是依靠苦读书公平竞争出来的非寻租既得利益者，应该是变法所应争取的主要支持群体之一，但由于这项改革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士子们曾手拿大棒围在梁启超家门口，声称要打断梁的狗腿。
其四，没有扎实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戊戌变法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而东邻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其五，私心太重。欲借外国之力，达到一己之私。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年 “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由康有为起草，以掌印御史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说得更加详细：“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我宗社。”此等亡国之策，其荒唐程度，已无需多言。康有为之所以如鬼迷心窍般积极推进此事，乃在于幻想借外力挤入核心决策层。之前，他已先后尝试通过“开制度局”、“开懋勤殿”等手段来架空朝廷既有的军机处、六部衙门以及地方督抚臬司，但均告失败。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是维新派自身没有练好内功，私心太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愿当今的改革者们汲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谨慎地规划改革路线图，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和统一战线，坚持发展增量并以增量渐进地带动存量调整大家一起努力，为中华改革航船顺利度过改革深水区而奋斗!
历史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第二：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第五：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