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当年是如何指导中国共产党的
新之助 2016-02-24
斯大林
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至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多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甚至激烈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寻路》，再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一些历史细节，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寻路”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那么，如何从历史上认识那段时间里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呢？
共产国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历经艰难曲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今天，许多人也许对共产国际这个词语并不熟悉，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复杂关系，更是了解不多。因此，脱离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国际背景，单纯地看电视剧《寻路》就会显得单薄。因为从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看，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寻路”，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大环境影响的。对于当时他们的探索行为，用“戴着脚镣跳舞”来形容，或许能让人更好理解其中的艰辛。
先来了解一下共产国际的情况。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1943年6月10日解散。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组织，而共产国际又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因此从两者关系确立的那天开始，中共的一切重大革命行动均须听命于莫斯科，比如国共合作、城市武装暴动等等。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中最大的也是唯一取得胜利并成为执政党的，所以它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具体表现在：一是把苏联经验当作榜样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各国共产党以苏共为榜样，加强思想、组织建设，实际上是把苏共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让各国共产党仿效，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二是苏共领导人直接控制共产国际。从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起，斯大林开始越来越多地过问共产国际的工作，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以及服务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俄国有学者这样认为：“在斯大林看来，根据世界发展的总体利益，一切支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理应绝对服从于一个中心，那就是他斯大林本人。
……没有苏联，没有他本人，也就是斯大林，一切共产党人也都将消亡。只有捍卫苏联，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才能有望最终取得本国胜利，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斯大林极力在中国寻求理解他的立场，对他言听计从的共产党领导人，王明正是这样的人。”还有学者指出：“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逐步变成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转达莫斯科政策的传送带。……所有重要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并不是共产国际自己作出的而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作出的。”张国焘于1928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国际不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而已发展成“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由于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共产党控制，因此，在对待中国革命与苏联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把苏联利益摆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至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多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甚至激烈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
以上材料的引用，并不是为了否认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
对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共24年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做了具体的评价。他说：“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年至1943年），3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中国共产党人“寻路”面临的迫切任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铁的政治纪律”的威慑下，再加上早期中共自身理论上的幼稚，就很容易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并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指示唯命是从，套用一句话说就是：“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具体指示。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根据巴黎起义、十月革命的现成“经验”，指示中共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即城市中心论），于是中共就发动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12月11日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在城市没有基础，起义队伍最后被迫撤出城市。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共组织队伍进攻占领城市，于是中共就去攻打城市，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起初的目标是攻打“大城市”长沙，结果是大城市还没有打下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5000人的队伍在半途中就只剩下1500余人。
城市武装起义和进攻城市的计划使中共领导的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再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也听命于共产国际，搞“唯成份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出身是革命的招牌，他们最革命，于是就在中共“六大”上指令中共要实现干部的“工人化”，把所谓“工人干部”像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提拔到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总负责人等十分重要的党内职务。这些人当中，有的工作能力不强，有的政治品质不好，最后成了叛徒，几乎给党的中央机关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几次“左”倾错误，也都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后来甚至把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对中国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李德。本来所谓“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顾问”应当听命于中共中央和军委。但实际上，李德这位“顾问”却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
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是将他的欧洲战场经验和在苏联军事学院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盲目地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机械地抄袭搬用苏联红军一套东西来改造中国红军。他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减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他把红军的游击战术看成是“游击主义”，要求进行所谓的“正规战”，坚持打阵地战，反对运动战，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因此，如何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摆脱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寻路”过程中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毅然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受到打击，被撤消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这条道路的探索之后不断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受其影响的党内错误的干扰、排挤与打击，但最终因为真理的力量，最后被全党同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终于“寻路”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人“寻路”中获得的历史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人“寻路”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从中国实际出发，绝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1936年3月20日至27日，毛泽东在在山西孝义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总结说：通过遵义会议，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他在肯定共产国际作用的同时，主要指出中国革命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
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的学者这样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但是，如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验和需要来进行中国革命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大概不会有1949年的胜利。
中国革命最终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寻找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对此，胡乔木曾指出：“这个传统可以永远保持。中国有十亿人口，一定要依靠自己，绝不能依靠苏联，也不能依靠美国，子子孙孙都要继承这个思想”。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苦难，最终取得了辉煌，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执著探索下，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寻路”成功中蕴涵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