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召开的沙窝会议都谈了哪些内容
新之助 2016-02-18
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1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1、4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1方面军，4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1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4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1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1、4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强调加强1、4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1、4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1、4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1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4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4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1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1、4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 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