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文化、教育水平如何？
山南慕北 2015-11-12
黄金十年的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仅为15元。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规定“本院设立中央研究院”。具体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192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院长。1928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
文化学术
文化
在文化方面，发展与动乱间，造就许多各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学影响政治界的鲁迅；创造新哲学观的胡适；文化出版业的邹韬奋及陶行知；文学界的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京戏与新艺术的梅兰芳与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顾颉刚、徐悲鸿、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及傅抱石均对1930年代的文化中国贡献良多。因为新旧文化杂陈，1935年，中国学者间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与张力。
由胡适于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于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继续发酵，并获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国知名学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论或撰文来附和胡适的此全盘西化观。不过，此概念也遭到中国许多学者反对。最大反对声浪起端，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国学者针对全盘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开始。之后，两方阵营揭开了相当长时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论战结果，到30年代末期，两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识。
科学
科学发展方面，由于社会着重物质建设，因此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长足发展，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数学，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由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主持，调查地质、矿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学的研究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附设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对全国各地动植物的分类、形态、生理遗传、经济用途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国期间成果十分丰硕，1927年发掘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始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至1936年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发掘河北易县练台村战国时燕国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发掘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黑陶遗址，同时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34年发掘陕西宝鸡县斗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至1936年间在新强各处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发掘南京栖霞山六朝墓，1931年发掘广州市大刀山晋墓，1936年于浙江杭州、吴兴、杭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闻出版
广播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8年秋于南京设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政令的机关，同时各省市的公民营电台亦迅速增加，全国电台，无论公营民营，均受该会的指导监督。
中央广播电台初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1年7月改隶中央执行委员会。据1937年6月调查，全国共有电台78 家。以地域分，分布于全国十九省区，江苏及上海地区占半数以上。当时广播仍在初兴阶段，全国各地收音机数目不及百万，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0.25。
报业
1930年代的中国报业，大报企业化经营趋势逐渐明显；内陆及偏远地区的小报也逐渐发达。
当时的中国报业，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南方的则集中在江苏、浙江，据1935年的统计，江浙地区的报纸414家，占全国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东的报纸223家，占全国报纸百分之22.3。
大报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等；十年建国期间，新创办的报纸，上海有《晨报》（1932），《立报》（1935），北平有《华北日报》（1929），南京有《民生报》（1927）、《京报》（1928）、《民报》(1929）、《朝报》（1933）、《救国日报》（1933）、天津有《庸报》（1927）、《商报》（1928）等等。
杂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界、学界各派竞逐，杂志业十分兴盛。
据统计，1936年全国有杂志1,518家，周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双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创于十年建国时代，而影响力较大的杂志以政论性的和文艺性的居多，当中又以左派的刊物为盛。左派刊物中，如创于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创于 1931年的《文学导报》（月刊）、《文艺新闻》（周刊）、《北斗》（月刊）；创于 1932年的《文化月报》、《文学》（月刊）；创于 1932年的《艺术新闻》、《文化新闻》、《北平》（半月刊）；创于 1935年的《大众生活”（周刊）等，都具有影响力。
为了对抗左派的刊物，右翼亲政府人士也办了不少政论性和文艺性的刊物，如陶希圣主编《新生命月刊》（1928年创于上海），叶楚伧主编的《中国文艺月刊》（创于南京）、陈穆和主编的《当代文艺》（1931年创于上海）、张其昀主编的《国风半月刊》（1932年创于南京）、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办的《文化建设弓刊》（1934年创于上海）等。
总括而言，尽管1930年代国府剿共愈烈，对广播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同时期政见不同者在各个媒体仍然针锋相对，尤其在左翼及亲政府人士之间为甚。反映社会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